第一，是外在的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一系列变化，而台湾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及时顺应和融入这股世界大潮中。这个变化首要在于台湾未能承接西方产业的第二波转移。在冷战时期，台湾作为地缘政治下西方政经体系的一部分，自然地优先承接了西方战后产业升级的第一波技术和资本转移，藉此一跃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但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国际产业的第二波转移主要迁移到土地、劳力以及环境等生产要素更加便宜的中国大陆，而台湾却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特别是土地、环境等严苛的限制和薪资成本的大幅提升，而无法承接这波巨大的产业转移热潮，错失发展良机。这是催生历史大势的深层基础。
第二，是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形成与发展，台湾又因政治原因未能参与其中。全球化时代的最重要特征，是在和平发展为主的世界潮流中，地缘经济成为主导力量。在地缘经济时代，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地理关系及地缘区位优势地位，形成经济体系中税务减免、自由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等紧密联系而形成的地区经济合作体。而台湾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加入到这波地区经济合作中。如同学者郑振清分析，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主政者以民主化为名，与大陆进行激烈的国家认同对抗。他们沉迷在冷战时代地缘政治的窠臼中，以对抗而非合作的方式来处理两岸关系，破坏了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堵死了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大道，使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台湾，在国际上越来越难以应对更加激烈的贸易竞争。这种以政治应对经济、以政治对抗破坏经济合作的模式，使台湾付出巨大的代价。无法进入区域经济合作的体系，台湾就越来越自我隔绝，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孤岛。
第三，台湾的企业虽然在大陆改革开放后，通过将岛内的夕阳产业转移至大陆而获得巨额利润，但他们却不愿意在岛内产业升级的研发上投下巨资，促进产业升级换代。这就造成台湾产业整体上停滞不前，除少数IT 产业外，其他行业惨淡经营，薪资当然也就不可能提升，停留在九十年代的水平，甚至还有所倒退。台湾社会的低薪化环境，严重影响到岛内的年轻一代。虽然他们的不满情绪被台独政党恶意地导向中国大陆，但这并无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和薪资水平，只会增加他们的无助感和被剥夺感，使他们更加痛苦。此次选举，投票率最高的就是这批20－40 岁年龄段的人士，他们的不满与觉醒，充分体现在选票上。
第四，民进党二次执政后表现出的种种荒腔走板的政策作为——无论是“一例一休”、或是军公教“年薪改革”、能源政策、转型正义、前瞻计划等等，无不引发台湾社会的强烈反对。而当局却沉迷于短期经济数据在国际景气上行周期带来的些微进展，忽视了广大农牧渔业和旅游、土产、计程车等中下阶层亲身体会到的痛苦。这种“外温内凉”的感受，是在冷气房里写报告、发布经济数据的执政者永远无法体会到的。而执政当局拒绝“九二共识”，致使两岸关系紧张，陆客和大陆采购严重缩水；加上执政无方，农产品交易市场价格混乱，造成台湾的菜价、水果和鱼产品价格崩塌，更是直接触动农渔民的利益，形成台湾民意觉醒历史大势上最凶猛的浪头。如同韩国瑜所言，民众现在进阶到2.0 版，就是你一定要给我好日子，不要给我搞斗争，这个讯号比什么都强。这是此次“九合一”选举压垮民进党蔡英文政府的最关键一击。中下层民众的务实觉醒，使民进党无法再通过打“主权牌”、“悲情牌”奏效。“反中”失灵，抹红无效。
第五，大陆因素在两岸关系、岛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权重日益突出，已经成为主导性因素。在岛内经济社会发展中，大陆因素不仅是最重要的外在条件，同时也是催发内在变化的关键性因素，可谓一手托两边。没有大陆的同意和认可，国际经济体不可能接纳台湾参与到区域经济合作中；同样，没有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台湾不可能实现“货出得去，人进得来”，也就无法达成民众“发财”的愿景。有比较才有鉴别，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和平发展、经济合作热络的对比，台湾民众才能深切体会到大陆因素的重要和失去后各种无解的烦恼。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识到两岸关系的重要性，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反之亦然。大陆因素已经成为塑造台湾民意觉醒历史大势的主导性力量。
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大势就是建基于民心之上的。台湾民心的向背，通过这次选举已经清晰可见。民众的选择很清楚，就是要务实发展，要经济繁荣，要“两岸一家亲”而非仇视与敌对。如此民心向背的大势，执政的民进党看清楚、想明白了吗？若没有彻底检讨与改弦更张，一年后，台湾选民将会再次用选票教训民进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