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也谈谈中日韩相关的问题。
日本一直不肯使用“一带一路”这个词，也没有用“命运共同体”这个说法。虽然有“第三方合作”、“第三方的中日共同开拓”等等说法，但是一直没有在中日之间形成一个共同的新概念，没有用新概念来为今后的中日关系的构筑树立起一个目标，没有让两国共同前行的态势。但是这次疫情出现之后，不论是对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大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共同抗击新冠病毒。
建议中日韩三国建立起一个有关疾病治疗和养老等的共同平台，这种平台的构筑，比“一带一路”或“命运共同体”能让日本普通市民听起来更容易理解，他们会认识到这件事、这个概念和我个人及我的国家有着紧密的关联。也许这个概念的提出，更容易让日本、韩国愿意共同建设治疗新冠肺炎方面的平台，大家对于三国合作更有积极性。今后国家领导到日本访问，推动中日外交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时，在谈“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时，先提出打造共同的防疫养老平台，在这个平台之上构筑“一带一路”及“命运共同体”，可能会比直接提出“一带一路”等，对普通日本国民会更有一种号召力。
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得到日本媒体、日本政界、学界的支持，但是日本媒体对我们还比较敏感。在这次的疫情的报道上，我所看到的日本媒体并没有重点报道我们集中力量做大事、在武汉拯救生命、救助相关的患者时体现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等等，他们更多把报道放在了信息的不公开等方面。日本国民长期看这种报道，可能就会影响对中国好感度的提升。
国际上有一种势力说，这次的疫情首先是从中国爆发出来的，中国对此有巨大的责任。国外政治家的甩锅、媒体的炒作，让国外民众有不少对中国的误解。现在需要我们在国际舆论场上发声，用国外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方式、行文手法，写出真实的中国状况。相关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
王键：谢谢陈言教授。陈言教授刚才讲到的，媒体要多做日本舆论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有共识。这次疫情中体现出中国公共外交确实还需要补课，特别是在中日韩三方互动中宣传中国政府正面信息方面，我们做的确实远远不足。刚才前面三位老师也讲过了，其实中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出现了有人在日本街头给我们募捐、一些日本朋友给我们捐赠口罩，这些人更多的是在日的华人、在日的中资机构等，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总体上给中国国民的感觉，就是日本社会充满了对中国的正能量，当然我相信很多日本老百姓确实是充满同情。反观我们自己对外的公共外交宣传确实需要加强，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其实我们对外宣传的部门也没少做工作，但是没有深入到日本的民众心里。
接下来请姜教授发言。大概20多年前，我看姜老师发表的是有关日本经济方面的文章，后来姜老师更多关注的是东北亚经济，特别是去年在上海参加东北亚论坛，姜老师发表了有关东北亚经济的高见。在我印象中，姜老师在东北亚经济方面的见解是相当高深的，所以就冒昧跟姜老师说希望来谈一下中日韩经济方面，有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姜跃春发表高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