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负面影响因素，是如何认识近年来在香港和台湾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特朗普政府现在明显对中国搞所谓的政治认同，强调西方的民主认同，强调民主国家的联合，把中国视为与民主国家不同的国家，这深刻地影响到日本的舆论，促使日本从所谓的“自由”、“民主”角度来认识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与中国从国家领土主权与治理的角度来认知完全不同。日本在这些方面深受美国西方的舆论影响，这是影响到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负面因素，值得我们关注和引起警惕。
但中日两国毕竟是搬不走的邻居，从这次菅义伟首相和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可以看到，稳定中日关系还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基调。如何继续在稳定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寻找合作空间，这是通话中体现的积极一面。
我认为，中日两国有非常广泛的合作和发展空间。第一，通话强调了继续保持高层的紧密沟通与合作，而“高层引领”是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的重要特点。菅义伟多次强调要继续保持高层的紧密沟通具有积极意义。第二，菅义伟提到，中日关系不仅是一对双边关系，更是对地区和国际社会都有非常大影响力的关系，所以要承担起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责任，这个表态也是非常积极的。第三，经贸关系依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虽然疫情之后，中日之间在供应链、价值链等方面出现困难，但随着中国疫情的好转，从5月份开始，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又恢复了，而且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研，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准备继续留在中国、甚至要扩大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数量占大多数。日本企业仍然非常看重中国的市场，他们重视地产地销，很多企业认为，如果回到日本或转移到东南亚，商品还要卖回到中国，实际成本将上升，所以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是最节约成本的。我认为，疫情之后，科技战、脱钩战、贸易战等确实给中日关系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长远来看，只要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发展，疫情能够得到控制，那么日本在华的投资或企业经营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评判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时，对于负面和正面的清单都应该梳理，要有客观的评判。
我们都讲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时代，那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有什么发展空间？其实近十多年来，中日两国国内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同60年代出生的人完全不同。这些年轻人追求美好的、高质量的生活品质，日本的许多商品符合这些年轻人的要求，所以说中国市场有很强的可持续性。还有老龄化的问题，日本是最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中国在这一方面也面临很多问题，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日本和中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还包括现代物流、智慧农业。所以如果细细梳理，中日合作的空间在新时代有非常大、强的内生性动力。所以我认为，在分析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和日本对华政策时，既要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同时也要更多地去发现积极的层面和合作的空间，这对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王键：包老师跟上面几位老师讲的都是一气呵成，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新想法，高屋建瓴，非常感谢。特别包老师讲到经贸关系仍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这一点我想大家都会认同的，包老师讲了很多很不错的建议，而且梳理得很清晰。我加一句话，美国现在的政策就是挑起经济摩擦为开始到现在中美战略对抗，这已经让日本承受了重大的商业利益和经济损失，日本今后在对华外交上怎么样保存自己最大的国家利益，这是个现实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个我们就先不展开了。下面有请日本共同社中国总局长盐泽英一先生发言，他的题目是“菅政权诞生的背景和今后的中日关系”。我们盐泽局长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驻北京好多年了，有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