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双方并非单打独斗，而是均重视经营盟友和壮大己方声势，并为此大肆拉帮结派。
四是危机演变呈现前期逐步升级、日趋紧张、乃至接近战争边缘，与此同时又都留有余地，尽量避免过度刺激对方，不追求“你死我活”，而是相互妥协，并在后期降温缓解。
五是对立双方保持密切乃至高效的沟通与接触，而非彼此隔绝，从而使各自的立场态度与政策资讯得以及时传递给对方，减少甚至避免了彼此误判。
对此，英国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理查森在总结美国学者关于危机管理的研究时提出，古巴导弹危机“成功管理”的7条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这7条原则是：在决策过程中要有多种声音；在贯彻政策时政治上要严格控制；设立有限的目标；保持具有弹性的各种选择；减少时间压力；需要有瞭解对手感性认识的洞察力；保持沟通管道。②
三、镜鉴并超越美苏冷战危机管理，趋利避害、积极运筹中美竞合博弈
首先，今昔两对双边关系有异有同，对美苏冷战既要借鉴，更须超越。
美苏冷战战略竞争与当前中美关系既有相似性，后者可借鉴前者；也有重大区别，不可混为一谈、照搬照抄。
一方面，相似性主要有二：
一是双方实力均大致相当或比较接近，与此同时彼此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反差甚大，因而互为主要对手。美苏总体上势均力敌，双方即使有差距但也不明显，并且一方总想超过另一方，而另一方又决不答应、极力反制；中美虽然综合国力差距仍大，但中国正在加速追赶，并且中美两国与其他大国的差距不断拉大，当今国际战略格局日渐呈现为中美“并驾齐驱”、他国望尘莫及、“两超多强”的新态势。加之双方发展模式迥异，美国固执“唯我独尊”、“唯我独对”的霸主心态与冷战思维，极力维持“一超独大”，唯恐被中国赶超或与中国平起平坐，其业已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正不断加大对华防范戒备乃至压制围堵。特朗普政府更是极力推行“美国优先”，其新近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无不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着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难以包容、彼此可能迎头相撞的“修昔底德陷阱”，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二是双方地缘利益冲突风险加剧，地缘矛盾更趋复杂。过去美苏冷战及重点争夺欧洲时是如此，如今中美竞争及主要博弈亚太也是如此。近年来美国将对外战略重心向亚太倾斜，竭力维持亚太主导权，包括新推出所谓的“印太战略”，均是防止其在亚太“大权旁落”和中国“坐大”，并为此无所不用其极；而中国要实现崛起与民族复兴，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势必从大陆挺进大洋，择机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及维护海洋权益，这难免会令美国的海洋霸权难以为继。故双方地缘尤其海洋方向的矛盾难以调和，竞争水涨船高。
另一方面，明显区别主要有三：
一是中国的对外战略取向有别于前苏联。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及和平崛起，坚持不称霸，主张合作共赢，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对美国仍致力于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无意亦无力取代美国的“头号大国”地位，这与前苏联的对外扩张、穷兵黩武、与美国争霸形成鲜明对照，也有助于预防中美“新冷战”。
二是中美关系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于美苏冷战时期。经济全球化虽有波折但难以逆转，中美经济已深度相互依存，这与当年美苏经济几乎完全隔绝大相径庭。同时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网路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中美合作应对理应有增无减。有助于防止中美迎头相撞的共同利益绝不亚于彼此利益冲突，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对中美竞合博弈的缓冲与“刹车”作用依然可观。中美博弈中的零和游戏相对有限，而“竞合”互动则越来越多。③
三是冷战式的意识形态争夺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垒均已不复存在。中美虽有不同价值观的分歧，以及美国对华文化渗透，但中国无意大规模输出本国发展模式，无意与美争夺意识形态的大旗，无意也无必要组建与美国同盟体系相抗衡的对立集团。
其次，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多管齐下，大力强化中美关系危机管理体系建设。
一是镜鉴美苏冷战危机应对管理的经验教训，力避“新冷战”。对中美竞合关系心中有数、保持战略定力。对美国以两手对两手，坚持合作共赢、权责共享的“新型大国关系”大方向，强化经济相互依存与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以共同利益牵制利益冲突，以务实合作牵制复杂竞争；与此同时警惕美国对华政策的消极面，稳步扎实推进中国军事与科技现代化，进一步形成有效有力的对美战略反制威慑力，使其不敢对华“动粗”、“使坏”。
二是在战略上思想上高度重视危机管理，强化相关能力建设。创造性运用危机管理基本原理，妥善应对中美竞争，趁势完善自身危机管理体制。
三是着眼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新调整与未来中美关系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的新变局，维护并用好中美“四个对话”的双边沟通管道，努力建立健全军事安全、网路安全、核安全、太空安全等战略领域的相互通报与危机管控机制，探讨中美元首会晤机制化，通过持续对话增信释疑，减少乃至避免双方战略误判。
四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时代”对外战略思想，统筹协调推进中央相关委、办、部等的危机管理工作，进一步提升主动运筹中美竞合博弈的危机管理合力，确保政令畅通、一致对外。
五是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确保“中美邻”三边博弈主动权。防止“第三方”、尤其是周边邻国以及台湾当局利用中美竞争，蓄意激化中邻矛盾争端及两岸对立，乃至将美国拖下水，为其所谓“盟友利益”而与中国“摊牌”。在半岛、南海、钓鱼岛等周边热点上与美国保持沟通，预防“擦枪走火”。
六是适当调整“不结盟”及“不干涉内政”政策，加快打造可靠管用的“战略朋友圈”，巩固中俄战略协作，善于利用美国对外战线过长、树敌过多、矛盾交织、危机不断的“霸权困境”，借力打力、以危机制约危机。
注释：
①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第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②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第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③陈向阳，“把握新时代的中美关系”，《瞭望》2017年第46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8年4月号，总第24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