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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豪。(中评社 黄文杰摄) |
中评社桃园7月21日电(记者 黄文杰)台湾大数据专家、中原大学资讯管理学系教授刘士豪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台湾网红跟政治人物关系,通常会根据网路流量还决定,政治人物想要操控网红“举绿(蓝)旗”,其实不太容易,网红也要自知,直接纳编或收养成为某政党的侧翼或小弟,其实很危险,因为网民习惯,就好比打怪游戏,这个怪物被打掉,就改换下一个怪来打。
他说,网红要有经纪人概念,当自己与政治人物的防火墙,台湾过去搞政治文创都是偏绿,现在这个“市场”是稳定,更多跟执政者有密切合作,新网红或小文创公司想冒出来,靠的是实力,当然不会继续往绿靠,就会流向蓝或白合作。
刘士豪,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资讯管理组博士,专长资讯管理专题、系统分析与设计、系统执行与评估、组织与资讯系统,特别是大数据分析。
“监察院”公布2020大选各阵营政治献金收支,意外挑起政治人物与网红关系的敏感话题。也被曝光国民党韩国瑜上《博恩夜夜秀》付了新台币31.5万元,比民进党蔡英文上该节目付13万余元多一倍多,《博恩夜夜秀》收钱一事引起争议,是因为现在的网路行销的手段都倾向通过包装,降低网友对业配的厌恶感,但必须付出粉丝信任度作为代价。主持人曾博恩因此澄清不同的收费非关政治取向。
刘士豪表示,台湾是资讯相对开放的环境,台湾网红跟表演团体一样,他们叫content generation(内容创作者),就像作家艺术家、表演家,他们在网络上表演了他们的东西,差别在于表演团体,可以关起门演给特定人来观赏,网红面对是网路开放市场,跟国外甚至大陆市场竞争,短时间要创造出高品质内容,需要投入的资源跟条件就相对高很多。
他说,网红在台湾理论是靠YouTube上面那种捐钱赞助,所得越来越低,当然也有少数过得还好,大部分都是靠兴趣撑着,自媒体要变成新品牌、新媒体其实非常困难,要网红拒绝政治人物的合作,其实很困难,就这像拍电影,当然想卖票过日子,可是当卖票收入根本养活不了自己,要找政府(“文化部”)补助,就好比贱卖自己的资产,资产虽然看起来称头,几万人在收看,但是问题就是活不下去。
被问到,台湾网红如果跟蓝绿连结起来,会把自己的路走窄、走小吗?
刘士豪认为,网红开设节目,本来就有市场定位,只是每隔一段时间看风向,因为顾客就是网路这批人,透过流量监控来掌握网友怎么想?怎么看?只是往往网友逼某位网红“举绿旗”,不料举完“(网友)下一秒跑了”,事后才发现原来应该“举蓝旗”。
他分析,政治人物想操控网红的政治取向,看起来不太可能,真的取决于网友要你举什么旗帜,网红靠的就是这批人给的“斗内”(出自英文Donate,赞助、捐献),通常会有一定的寿命,好比运动员总不能30几岁还在球场,运动员还好,就是一个人,就是退休,台湾网红比较像纸风车剧团,表面看的是一位网红,其实后面是一只团队。
刘士豪认为,真正对这些网红影响,反倒是周围的工作团队,好比拍片、写剧本,本来薪水就不高,整天想怎样活下来,就会网路流量来决定怎样内容,自然会慢慢往某个方向转,但是网红跟政府合作情况就不同,对于网红来说,唯一有“前(钱)途”就是政府,找政府标案来合作,长期合作,对大家都有利,会渐渐变成“包养”。
他说,这次选举,看到政治人物上网红节目,网红替政治人物行销包装,发挥淋漓尽致,但是交易类似公关公司,网红最好找经纪人来处理或接案,不然选举有输有赢,政党轮替,政府的想法也会跟着改变,多数网红不懂商业模式,只知道做节目,找经纪人可以防火墙,产品内容可以保持中立性。
刘士豪说,经纪人不会跟特定政治人物建立永久关系,会多方合作,如果形象被固定僵化,就要努力“洗”形象,如果网红没有保护机制,直接纳编或收养成为某政党的侧翼或小弟,其实相当危险,因为网民的习惯,就好比打怪游戏,这个怪物被打掉,就改换下一个怪来打。
他建议网红要有经纪人概念,透过经纪人管道,怎样去谈,怎样保护自己的形象,经纪人是保母,跟网红绑在一起,当然如果经纪人手腕高,可以同时面对好几个网红,就可以调整搭配组合,变成不同品牌,每个网红都是绩效。
被问到,政治人物能不能用钱砸出政治声量、领先对手?
刘士豪表示,只发生在选战的关键时刻,才看到砸钱拼声量,网红要长久发展,建立自己品牌,做到一定公信力,才有条件蓝绿两边都收费,这也说明千万不要轻易竖立政治旗帜,好比韩国瑜在大选也培养出许多钢铁韩粉与直播主,结果罢韩成功,挺韩力量溃散。
他感叹说,台湾过去搞政治文创都是偏绿,现在这个“市场”是饱和稳定,更多跟执政者有密切合作,新网红或小文创公司想冒出来,靠的是实力,当然不会继续往绿靠,就会流向蓝或白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