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民党迫不及待地谴责1月26日的事件，将抗议者描绘成谋求锡克教徒脱离印度独立的“叛国者”。但奇怪的是，2014年，锡克教徒的旗帜也曾在红堡上空升起，彼时的人民党却没有抱怨，因为那次的事件符合该政党的反伊斯兰教准则（因为红堡本是由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王朝所建，曾是伊斯兰教在印度的一个象征，但在18世纪被锡克教徒占领）。
更令人讶异的是印度自由主义者的反应，他们对抗议农民进入红堡并在印度三色旗旁举起另一面旗帜的画面感到非常沮丧，认为这挑战了他们的和平抗议理念。这些自由主义者大声疾呼，批评部分抗议者没有遵循德里警察批准的游行路线，冲破了路障，进入了红堡。亲爱的自由主义者们，你们应该意识到，革命永远不会遵循精心的计划进行。革命不是晚宴，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严格按照从头盘到甜品的顺序送上食物。
即使是历史上最有组织的政治运动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波折。组织和自发性并不矛盾，它们可以在成功推翻压迫政权的过程中相互补充。实际上，占领红堡的自发性是印度基层组织前所未有的、有组织政治活动的副产品。
尽管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矛盾，但它仍持续并扩大成为了历史性运动。例如印共（马克思主义），无论它领导州政府的哪个地方，它都从农民手中夺取土地，将其出售给公司，并压制异议。在那些支持农民们占领红堡的人中，甚至还有以前人民党的盟友。
这种矛盾反映了印度政治的复杂性。一方面，运动中存在的妥协势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必须承认，由于复杂的民族和种姓关系，这种势力可以动员到大量群众。另一方面，各种意识形态和民族宗教派系的进步力量可能只占农民运动领导层的一小部分，但他们确实拥有完整的意识形态来支持诸如占领红堡的事件。
有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那就是这次的农民示威，比起过去经常发生的达利特人（即印度教中的“贱民”）和穆斯林示威，获得了更多印度人的共鸣。很不幸，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下备受压迫的达利特人和穆斯林要想成为全国政治运动的领导者，是困难重重的。他们缺乏强大的动员能力，但他们的革命性更彻底。
同样是在1月26日，在孟买，成千上万的小农团结起来。这些农民主要来自印度最边缘化的土著社区，这些社区在历史上是最受压迫但又最富韧性的。印度各地许多进步组织也举行了小型游行，声援新德里的抗议农民。甚至还有一些小规模的社会团体动员起来，为抗议活动提供帮助，例如卡纳塔克邦的女性运输队为从全国各地抵达该州首府班加罗尔的抗议农民分发了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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