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台湾问题”的“国际政治解决”新思维，区别于被动要求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原则坚持，而是指主动进入大国外交的政治互动。事实上，“台湾问题”之所以形成，是传统冷战时期的“向苏一边倒”迷信和“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意识形态夸张导致地缘政治战略荒废的失外交后果。主权国家体系的现实政治中不存在目的论的“友好”；两次世界大战确立了战争违法化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被定义为必须“消灭”或必然“灭亡”的敌人，而是可以谈判解决利益冲突和观念分歧的外交对象。因此，“台湾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在反思战后外交史的知识生产前提下，探讨与美国完成签订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后的政治和解、与日本完成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的国际法交涉等处理具体问题的新外交可能性，在实际的大国外交互动过程中锻炼成长为地区秩序建构的战略性主体。现代外交是交涉、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政治行动，搁置问题而寻求共同利益或者为回避问题而设置与解决问题无关的利益关系议程，其实意味着外交的不在或者丧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