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7月16日电／2019年上半年，伴随宽货币政策发力，市场流动性逐步趋于充裕，表明中国货币政策的总量功能已得到较好修复。迈过年中，近期国内外形势变化所形成的新线索，则有望牵动下半年的货币政策重心从总量功能转向结构功能。
第一财经日报发表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主管程实、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钱智俊文章表示，放眼外部，随着贸易博弈的长期化，其对国内稳增长的压力边际减弱，而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隐性冲击正在凸显，亟待进行结构性政策应对。聚焦内部，度过短期风险涨潮之后，合理适度的信用分层作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必经之路，仍需稳步推进，结构性工具更利于实现这一长期目标。
有鉴于此，下半年，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定向降准、多渠道补充资本金等措施有望出台。随着政策重心转变，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将从当前高位下滑，但仍将保持合理充裕。信用风险溢价中枢将先从超调状态回落，然后逐步温和抬升，而挤出水分的无风险利率料将进入长期下行轨道。
外部新线索：消解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隐性冲击
文章分析，以6月末G20（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为起点，中美重启贸易磋商，标志着短期贸易冲突得到遏制，贸易博弈对中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亦随之而变。其中，显性的冲击，即冲突升级对货币政策稳增长产生的压力，正在边际舒缓。而隐性的冲击，恐将持续。
对于中国央行而言，外汇占款是资产端的重要成分，同时支撑了负债端基础货币的投放。由于外汇占款与贸易顺差同比增速的长期走势高度相关，因此有可能长期降低外汇占款的中枢水平，进而导致央行被动缩表，并持续造成基础货币的隐性缺口。2018年8月至2019年5月，外汇占款脱离原本稳定的中枢水平，已经累计减少约2761亿元，或将是新一轮渐进式下行周期的起点。
如果上述隐性冲击进一步深化，则将牵动内部货币政策。回顾历史，这一隐性冲击并非新鲜事。2014~2017年，因为全球产业链条调整，中国国际收支从“双顺差”转变为“资本项目逆差+经常项目顺差收窄”，引致外汇占款从历史高峰大幅下滑，3年间缩水逾4.9万亿元，基础货币由被动投放变为被动回笼。针对这一局面，央行大力推进货币政策工具创新，通过MLF（中期借贷便利）、SLF（常备借贷便利）、PSL（抵押补充贷款）等新工具，增加逾8.9万亿元的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有效抵补外汇占款的空缺，保障了基础货币投放的有序增长。
但是，面对本轮隐性冲击，货币政策的调整尚在途中。从边际走势来看，2018年8月至今，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规模出现明显下滑。从资产结构来看，2019年1月至今，在央行总资产中，外汇占款与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比例之差出现反弹。从政策搭配来看，虽然前期多轮降准对MLF具有置换效应，但是并不足以完全抵减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净收缩。2018年8月至2019年5月，MLF余额下滑逾1.5万亿元，而降准置换MLF的规模累计为1.15万亿元，存在一定缺口。
展望未来，为使基础货币投放与实体经济运行精准匹配，上述隐性冲击作为一个重要且长期的干扰项，需要适时予以针对性处置。从处置方式来看，有两种备选方案。其一，是从央行资产端着手，通过扩大MLF规模（增量续作），以再度扩表，继而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其二，是对央行负债端进行结构优化，通过进一步定向降准，将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转换为基础货币。考虑到近年来MLF所展现出的“价格歧视”不利于破解中小企业融资瓶颈，因此第二种方案更为可能。
从处置力度来看，就目前而言，考虑到2018年8月以来外汇占款的下行幅度，以及置换MLF的规模缺口，即使不纳入经济发展所带动的基础货币需求的自然扩张，也至少需要补上约5600亿元的基础货币。参照近年政策实践，这约等于进行一次中等规模的定向降准。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未来产业链条转移所引致的贸易顺差增速中枢下行，以及“增质”时代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流入，或将对外汇占款产生一负一正的反向作用，在两者碰撞之中，外汇占款的波动将具有更高不确定性，而相应的政策处置方式和力度亦将因时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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