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华商是知识型、技术型的，欧洲华商是草莽英雄企业家。后者面临转型，要进行知识提升。当他说“我是一个大老粗，而你是一个大学生”时，意味着想要补充知识。欧洲的华商就是这样。
东南亚的华商，本土化最突出。印尼、马来西亚的华商，会说自己是印尼人、马来西亚人，与二战前乃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可能还是中国人的情怀。而美国华人、欧洲华人，可能更多还是中国的认同。
张梅：老一辈华商创立的企业很强大，往下传好像越来越弱。有人说华商企业富不过三代。您怎么解读这种现象？
龙登高：这种现象是有的。家族企业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所以传承和代际变化导致的改变也是普遍现象。
还从东南亚谈起。确有下一代争财产的现象，但我更多看到的是，第二代、第三代是拼命三郎。这是有遗传的。例如，李嘉诚的儿子，或林绍良的儿子，从小就耳濡目染会经商。三林集团的林逢生先生，他的生活就是率领企业集团拓展全球竞争力。盘谷银行的陈有汉先生刚过世，他的下一代陈智深，三个秘书才能应付他的工作，因为他一天到晚工作。
第二代有西方教育背景，尽管时代不同，但都强调创业不易。我感觉，这种传承是普遍的。父母的教育是基础性的。例如，很多教授的孩子都走学术这条路，很多企业家的孩子都走创业这条路。1998年金融危机，林绍良已退了，林逢生能坚强地顶住，率领三林集团走过危机，现在又壮大了，更健康，更具竞争力。海外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当然，也有纨绔子弟、喜爱艺术的人等，人毕竟多样化，但多数二代、三代在成长壮大。
美国的家族企业没有东南亚这么突出。科技型企业运用社会化的资本，家族企业的特点没那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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