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土改蓄势待发 土地流转审慎前行
1、土地流转大势所趋 土地制度改革蓄势待发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虽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但公报幷没有具体提到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使用权（土地自由流转）。10月12日，官方媒体公布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与土地有关的仅有两句话：“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以及“提高土地产出率”。这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暗示要土地自由流转，以及官方媒体随后的热议所引发的土改期待，有着明显的落差。三中全会公报不提土地流转，可能是要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幷不意味着中共放弃以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说：“要赋予农民更大的自主经营权，比如在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基础上，允许农民以转包、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新加坡《联合早报》）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几乎每走出关键的一步，都是从农村开始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的基础，农民是国人的衣食父母。所以任何振兴中国经济的想法和行为都必须从农民身上开始，从农村迈出第一步。改革措施不可能绕开农村而前进，而农村改革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土地问题。就目前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而言，最值得探究的问题便是“土地改革”。（意大利《欧联时报》）
2、实施土地流转不易 谨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海外很多媒体把土地流转解读成为土地私有化的开端，或者变相的土地私有化。中国有关方面马上出来回应说明土地流转不是土地私有化。但正如同其他政策领域，在中国，一项政策从形成到执行，中间不可避免会有很多变数，甚至会有质的变化。政策的实际效果幷不取决于这项政策的制定者的本意，而是实施过程中的多种因素。一项原意不在私有化的政策，一旦到了实际执行过程也有可能变成私有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央政府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当时也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则变成了恶性私有化。（泰国《世界日报》）
不管怎样，对这样一项具有长远而深刻影响的政策，如果没有一整套配套措施，政策很容易变质，一项原意是赋权农民的政策会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为一项道道地地的赋权资本的政策，意在让农民受惠，实则对农民的大举剥夺。
人们对这种演变的担忧幷非毫无道理。政策还没有正式开始，一些媒体就已经开始高调谈论“土地和资本的结合”、“土地的资本化”、“农村资本时代的来临”等等。别的不说，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资本对农村土地的虎视眈眈的一种状态。而土地是农村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不仅是农村稳定而且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土地问题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政治问题。土地流转制度实施得好，可以推进农村的发展；实施得不好，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3、推行应当审慎渐进 土地流转不是改革“猛药”
土地改革是中国“三农”改革的新突破口，是缩小城乡及贫富差距、求取社会均衡发展的途径之一。而中国当局的基本目标，是要在2020年使农村居民收入翻一番，幷且全部消除赤贫人口。这是一个具体而明确的目标。但以中国农村地域之大、人口之多、底子之薄弱，这又是一个充满困难和挑战的巨大工程。（韩国《东亚日报》）
尽管国内媒体形容说，这场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的震撼，不亚于30年前的“包产到户”，幷誉之为中共建政后的“第三次土地革命”，但其确实面临着诸多考验。例如，“新土改”将使得土地收益转向农民手中，现有的既得利益阶层，如地方政府、乡镇干部是否会以各种方式阻扰？“新土改”对各地农民而言得益程度会有不同，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显然将获得较多土地级差收益，如何让“新土改”使得全体农民获益，而非产生新的鸿沟？因此，如何打响这场改革攻坚战，在在考验着中共高层的智慧和决心。（香港中评网）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面临闭关锁国下中国开创新格局的需要，而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则适逢中国在全球化下迎接经济危机的挑战，中共两度激活与发掘农村这个巨大潜能富矿，均有重建国民信心之意。唯今时农村改革之复杂与艰难程度均超过当年，国内国际形势也远较当年复杂。胡温最终会为中国的持续发展之路交出何种答卷，还得拭目以待。而可以预料的，是中共执政当局的“新土改”之策，将会是，也应该是审慎的、渐进的，幷非外界所说的是“一剂猛药”。（美国《侨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