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工二代之痛 中国转型时代悲剧
1、转型关键时期 心灵危机袭击中国
富士康员工坠楼身死，不仅仅是富士康员工之殇，更是中国之殇，是处在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必须面对的时代悲音。作为中国最大的代工企业和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之一，富士康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转型中国”问题的缩影，数十万人口迁移，却没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配套，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障碍仍把外来打工者们远远地挡在了城市之外。“富士康‘跳楼’事件，折射了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迫在眉睫，对外来务工者社会权益、生活权益的欠债已到了不得不还的时候。”（北京《瞭望》周刊）
南方周末记者在《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与机器相伴的青春和命运》一文中写道：“他们活得最阔绰的一天是每月的10号，发工资的日子。这一天，自动提款机与特色餐厅里都会排起长队，以至于提款机也会时常被提空。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
种种迹象表明，富士康招人好像特别偏爱“穷二代”，接二连三的员工坠楼事件折射出他们的集体困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富士康“九连跳”是跳进了同一个“空洞”，是工业化大生产时代机械扭曲人性的心灵危机。以80后和90后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为例，正如一些学者所发现的那样，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的是，他们可能没有上一辈的勤奋坚韧和忍辱负重，但却有着更大更多的欲望和追求，至少在一个被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裹挟的时代里，他们已经成为“回不去的一代”，而日益边缘的社会地位更加大了他们现实和梦想之间的距离，许多人成为了“无望的一代”。这对管理者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不仅仅只是“生产成本”，或者“待开发的人力资源”，如果他们不能成为社会开放和企业成长的真正受益者和价值分享者，那么从一开始，他们都是失败者。这时，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所崇尚的任何“军事化”的严苛竣法，在管理者看来是简单有效的刚性法则，可对这些年轻的打工群体来说，有时一种体罚，一声责骂，或者一种对于人格的羞辱，都可能成为他们从高楼纵身一跃的冲动来源。（四川《华西都市报》）
在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一些员工把仓库常见的拉货油压车称为“宝马”，然后以性能好坏，分为“丰田”“吉利”和“奥拓”等，这个细节，正是这种背景最好的还原，他们憧憬着开着宝马的生活方式，但却拿着每月900元的最低工资，加上加班费，没有成为“月光族”就算不错了。而这其实很残酷地揭示出了一个社会深层的问题：当社会的上升渠道与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难，而社会价值的衡量标准，却越来越以这种物质财富上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为取向时，那些出身于底层的孩子们，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谁又能引导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而放弃眼高手低，甚至罔顾现实过高地设定自我社会期待？（陕西《华商晨报》）
2、人口红利将尽 中国面临严峻考验
回望30年，中国的经济成就离不开对于人口红利的依赖，而富士康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得益者。中国南方城市大量廉价和过剩的农民工劳动力，为跨国公司的工厂转移提供了低廉的生产成本，而代工企业是最典型的依赖成本优势模式的类型公司。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进这样诚实地解释过公司的发家秘密：富士康的高速成长，靠的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然而，时过境迁，这一成本模式连同国家命运一起，正在经受严峻考验。
随着80后群体的主流化和90后年轻人进入社会，中国经济长久依赖的人口红利模式将走到尽头。人口老龄化、社会严重分层对更年轻一代农民工带来的挤压，甚至考虑物价上涨，新一代的打工者同样的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薪酬，可能要远远少于第一代打工者，都会带来新的问题，而这些新因素出现的诸多问题，有些尽管被富士康企业管理者所忽视或者意识到，但许多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拿出相应解决办法来。（广东《21世纪经济报道》）
3、贴牌模式之痛 反思“中国制造”契机
贴牌到底是机遇还是陷阱，这是中国经济界一直在争论的话题。以苹果iPhone为例，苹果委托富士康加工的产品，能获得约45%~55%的市场毛利，当然，它需支付品牌和市场营销费用等等。富士康获得的只是其售价6%的加工费，它用这6%支付场地、仓储、运输、水电、人工、管理等开支。其实，在富士康还没开工之前，这个全球分工游戏就决定了富士康必须以低成本优势才能分到全球产业链上“制造”这杯羹。富士康模式是我们的痛，也是我们的现实。
这种惊人的生产能力，在消耗了大量能源、创造了天量GDP的同时，却没有带来另一个我们想看到的结果:让参与全球分工的工人也都变得富裕。也就是说，中国工人的劳动让国家已经变得富有，还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工人本身并没有分到应得的回报。这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吗？当然，现实地讲，贴牌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阶段。全球化趋势下的经济细分，确实让贴牌成为中国迅速扩大经济总量的一种不错的选择。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贴了20年，我们可以一直贴下去吗？我们愿意一直贴下去吗？我们能够永远以“成本优势”去“招揽生意”吗？（上海《第一财经日报》）
在一个时代转换的背后，总是充满了无数底层承受者的巨大成本和牺牲。一如当年上世纪80年代末一代国企工人下岗再就业的自觉牺牲成就了国企改革的成本，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依旧离不开这数千万年轻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往往来自一个偏僻的乡村，怀抱青春理想，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寻找生存和发展机会。5月6日这位名叫卢新的自杀者曾在他的最后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平心而论，“富士康现象”背后的自杀员工悲剧，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失败，它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病灶。（广东《21世纪经济报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富士康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在制造财富神话的同时，也在制造着人性悲剧。但愿富士康的“八连跳”能够成为社会尤其是政府反思“中国制造”的一个契机。在人口红利被过度透支利用、依赖低廉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和定位今后的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必须明确选择发展模式所要倚重的价值标准：是以利益为核心，还是以人的价值为导向？是在致力于为众多外来投资者创造巨额利润，还是在为中国探索一条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云南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