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众维权困局 见证三一五之重
1、维权“治乱模式” 三一五已成消费者节日
今年央视的3•15晚会，双汇火腿肠、锦湖轮胎、国美电器等企业被曝光存在问题。与往年类似，问题爆出后，企业回应，或致歉、或整顿、或喊冤；相关政府部门表态，或检测，或罚款。
这已经成为3•15的一个“治乱模式”：在消费者的“节日”到来之前，企业坐立不安人心惶惶，当晚被曝光的企业的声誉坠入深渊，然后是有关部门出面表态，再之后，可能是运动式的整顿。而风头过去之后，有些问题依然存在。
这样一个“治乱”路径之中，消费者、媒体、企业、政府部门之间形成一个链条，它的顺序是：企业“作恶”消费者“被骗”媒体“曝光”政府“惩处”。（北京和讯网）
多年来，曝光在继续，问题在继续，查处在继续。也就是说，从消费者的角度讲，虽然3•15大快人心，但也只是那么1天而已。不良企业，通过各种手段，躲过这一天之后，仍可以安然无恙，消费者难免继续受骗。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企业“作恶”消费者“被骗”媒体“曝光”政府“惩处”，这样一个链条首先值得反思。如果企业“作恶”在未经曝光之前，相关政府部门就能尽职地将其“惩处”，消费者“被骗”的几率才会减少。这就需要监管企业的政府部门，更多行动在媒体之前。那些负责监管产品质量的部门，尤其是涉及消费者生命安全的监管部门，应该走到前面。首先，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如做不到，就是失职；其次，他们拥有相应的权力和手段可以做到比媒体的调查更权威，如做不到，就是缺位。（北京《新京报》）
2、依靠央视曝光 媒体打假凸显监管失灵
看着从3月16日起忙碌起来的各个部门，真是忍不住想问：假如央视不说怎么办？
给人的感觉，媒介似乎是风向标、指挥塔，媒介曝光了，大家才行动起来。要是媒介没曝光呢？是不是就放过了，或者听之任之，直到出了大事为止？依靠媒介曝光来行动，虽然痛快，却也有很大弊病。首先，不可能保证所有媒介在所有事件上都是公正的，这可能为媒介的权力寻租提供土壤。
其次，会让一些人，包括政府部门和企业，都有“民不举官不究”的依赖性，“3•15”曝光了，算是撞枪口倒霉，没曝光就能再混一年。第三，受害的消费者全指望媒介了。正常的渠道走不通，走得难，也是对社会的伤害、对伪劣产品的纵容。（北京《法制晚报》）
年年3、15晚会，年年集中曝光，且素常的造假大案，也多是由媒体担纲曝光。这已然使人有了一种思维定势，似乎带头打假就该是媒体的事情，有关监管部门充当的永远是殿后、打扫战场的角色。这种错位极不正常！众所周知，监管部门理应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商家造假、市场售假等行为负全责，理应如嗅觉灵敏的警犬那样发现任何造假行为，并及时予以查处。这既是其肩负的使命与职责，亦是其正常的工作范围，恰如拿工资做事情，当和尚敲钟，丝毫懈怠不得，也推脱不得。
其实，无论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我相信相关信息头一个反馈到的部门，必定就是相关监管部门而非媒体，最有条件了解真相的，只能是监管部门。现实情形是，监管部门总是嗅觉不敏、闭目塞听，且总是后知后觉、行动迟缓。之所以若此，并非是媒体独具慧眼、本领高超，只能说是监管部门或是麻木迟钝、不负责任，或是失效失灵、失职渎职，甚至不乏个别地方猫鼠合谋、黑白通吃的现象存在。以前述“瘦肉精”为例，据央视记者的调查，在河南孟州、沁阳、获嘉等市县，生猪养殖环节违禁使用“瘦肉精”，几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而“瘦肉精尿检”、生猪检疫等如同走过场，有的“尿检”甚至用人尿代替。每头猪只需花上两块钱，就能买到“三大证明”，再花上一百元“打点”省界的检查站，便可以一路绿灯送到外省的定点屠宰场。每头猪交上10元钱，就能最终得到一张“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致使用“瘦肉精”喂养出来的所谓“健美猪”堂而皇之地进入市场。试问，这样的“一条龙”生产、销售过程，各级监管部门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佯装不知道？是真的没办法知道，还是压根就不想知道？
既往的事例已经证明，只靠媒体的曝光而没有监管部门真刀真枪地进行监管、查处，问题永远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媒体曝光的只是个案，“严肃查处”的也只是被曝光的个案，并不能撼动相关领域、部门的造假行为。（北京光明网）
3、三一五火了二十年 爆猛料不如政府做“细功”
央视“3•15”晚会火了20年，年年爆猛料，但消费者权益保护却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其根源何在？恐怕还是源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本身“质量不过硬”，所以，商品质量，当然难以靠商家的良知来保证。
如果放宽我们的视野，经验观察就可以发现，商品市场上产品的质量，往往与一个国家的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廉洁高效，具有较高的治理技术和能力，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服务，那么，这个国家商品市场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也往往比较高，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公共产品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商品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比如欧洲国家中，南欧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上整体上不如西欧，而南欧在政府治理能力方面整体上也比不上西欧。原因就在于一个廉洁、高效，具有较高治理能力和技艺的政府，无论是在市场规则的制定以及规则的执行上，都更为有效。
因此，如果我们要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光有媒体的猛料显然不够，更重要的是政府各有关部门的“细功夫”。首先，政府要能够更灵敏地监控市场并作出反应，及时地为新型产品和交易方式提供规则。比如，为什么在金融、房产、团购、网购等方面的消费上，消费者维权比较难；为什么国外品牌对中国消费者权益极端漠视，极力开拓中国市场却不提供与欧美国家消费者同样的高品质服务，就是因为我们缺乏明晰的规则。其次，必须保证有效“执行规则”。政府各监管机构必须克服部门利益，形成联动，形成缜密的执法之网，而不能“各自为战”，“有利一窝蜂，无利不起早。”对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不仅要有重惩的规则，更要有真正实现重惩的执法。（北京《法制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