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大证据并非铁证 曹操墓恐成周老虎
1、时隔两小时确认曹操墓 一经宣布即遭质疑
从“曹操墓”的出炉情况来看，真伪确实有待考究。据报道，在安阳发现曹操高陵，电视上10时播出的新闻是“疑似发现魏武大帝墓”，时隔两小时，在未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12时新闻便成了“确认发现曹操墓”。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曹操墓”该不该被很快确认，这确实考量着学术人的学术品格。按照多数专家的意见，比较能认定墓主人身份的是墓志，如果没有墓志出土，就只能根据文献记载作猜测。或者从更多有文字的器物、从文字记载的事件称号等进一步判定墓主人的身份。而“曹操墓”的发掘过程中，发现的证物只是出土刻铭“魏武王”石牌和“曹操”头盖骨等，关于这些证物的真假尚待进一步研究，此时便匆匆认定“曹操墓”确实草率了一些。（北京《青年时报》）
其实，关于“曹操墓”的发掘，目前只是阶段性成果。在这个阶段，其实完全可以用“可能”“基本”等有回旋余地的判断来展示成果，急匆匆地用“确认”等板上钉钉的字眼，一旦真正认定的结论与此有所差池时，难免会将自己置于相当被动的地步。（河南大河网）
2、评判依据有漏洞难服众 曹操墓真假引争议
12月27日下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京宣布发现曹操高陵。这座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抢救性发掘的东汉大墓被当地政府认定为魏武王曹操的墓穴。考古人员罗列出6大依据，以佐证这项重大考古发现的确凿无误。（上海《新民晚报》）
就以河南文物局公布的六大“证据”而言，如果我们用逆向思维去诘责，除“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四格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可称为依据外，其他五项证据都不足以确证此即曹操之高陵。同时，还有一个情况也值得注意，即《三国志.武帝纪》说，曹操曾于建安二十三年六月发布魏王令，对自己的陵寝有一个规划：“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这项策令明确告诉我们，曹操对自己墓葬的选择，有几个条件：一是必须是瘠薄之地，当时的西原上为高地，处于瘠薄荒野，曹操大约是事先看过的，于是遂决定“因高为基”，这样就不必培很多封土；二是他的墓葬需要陪陵，即左右后三方都有公卿大臣墓相陪，明确规定“诸侯居左右”，“卿大夫居后”，也就是说，若该处有曹操墓，则必定在一个墓葬群的中间。但我们看到，这次被河南方面认定的疑似“曹操墓”，仅是一座孤墓，此不合《三国志》中记载的曹操自己的规划。（河南商都网）
3、过度介入加剧公众疑虑 文物搭台政府唱戏
在河南省级媒体最早的一批报道中，称“曹操墓的发掘过程，有两个人是绕不开的”，其中一位是安阳县安丰乡党委书记。报道称这位贾振林书记从异地到安丰乡上任后，因过问“东汉墓”被盗，开始“对《三国志》、《晋书》等有关记载曹操去世的文献大感兴趣”。并因此知道曹操有“薄葬”一说，“看的资料多了，对曹操墓感兴趣的贾振林就越来越坚信曹操墓就在安丰乡境内。”这篇报道形象地写道：“如果最终证明曹操墓真的就在安丰乡，那对乡里意味着什么当然是不言而喻了。”（上海《文汇报》）
但是，对于曹操墓的质疑为什么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呢？地方政府以及官方机构的公信力不足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安阳市政府部门所表现出的过度“热情”加剧了公众的疑惑。
毫无疑问，曹操墓如果属实，那么这一震撼性的文化资源肯定会极大地促进当地的旅游开发。早在月初，安阳市政府就成立了曹操高陵保护领导小组，省文物局局长、安阳市委书记任名誉组长，市长任组长。安阳市市长表示，要将曹操高陵建成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为一体的三国文化考古、文物保护基地和旅游景区……也就是说，在曹操墓还处于“疑似”的情况下，安阳市就已经成立了最高规格的领导机构，而且“经济效益”已经被列入了“如意算盘”。有了这样的利益驱动，安阳会不会在曹操墓的认定上“先下结论，再找证据”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当地政府迫不及待地就宣布要“保护”、“开发”、“建馆”，给人的印象倒像是政府和文物考古部门预先的策划，这就很不正常，实际上将开一个“考古为经济服务”、“文物为政府搭台唱戏”的不好先例。（北京《新京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