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管理内行 韦迪还是过渡掌门？
临危受命备受考验 韦迪上任三把火不好烧
1月22日，体育总局突然召开媒体通气会，正式宣布水上中心主任韦迪接替南勇一职，任足管中心主任与党委书记。顿时，韦迪成为体育界最热门的“新闻人物”。可以说，总局这次动作之快，力度之大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上海《新民周刊》）
南勇、杨一民两位主管领导被免职后，留给足协的是一堆繁琐的工作。作为新任的“韦掌门”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中国足协各个部门工作以及自己所要负责的工作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比如青少部、技术部以及校园足球等方面工作，都需要马上展开。如何迅速完成角色转换，是韦迪面临的首要问题。
此外，外界都在担心，新赛季的联赛是否会受到影响。目前来看，筹备工作很多确实没有确定，包括开赛时间、赛程、赛制、商务开发等方面。现在已经是1月底，2月份亚冠联赛开始，3月份新赛季联赛打响，留给“韦掌门”的时间非常有限了。
另一方面的重点工作就是国字号。国足马上要打东亚四强赛，国奥队在国外拉练，国青、国少、女足也都在进行集训。作为新任足管中心主任，韦迪需要了解各个队伍，熟悉教练，这是其工作业务的重要一环。新官上任，三把火不好烧，更何况“韦掌门”是以如此特殊的方式接管这摊工作。（天津《今晚报》）
“外行管理内行”重演 不为求发展而为求稳定
回首韦迪的工作履历，我们发现，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他都有着不俗的政绩，在负责拳击项目后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开始取得突破；在管举重时中国女举很快成为世界“梦之队”，在悉尼奥运会的参赛项目上包揽所有金牌；在担任水上中心主任后，韦迪利用以往成功经验，更加注重科学训练，在皮划艇、帆船帆板和赛艇项目上均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在2004年奥运会上，皮划艇选手孟关良和杨文军首次为中国水上军团夺得金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两人成功卫冕该项目冠军，帆板选手殷剑和女子赛艇队也先后为中国夺得奥运会历史上首枚金牌……
目前，也有人为韦迪担心，担心他成为第二个谢亚龙。理由很简单，管好重竞技和水上项目容易，管好足球则非常难。因为中国优势项目是举国体制下的产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为这些项目投入这样大的成本。而足球是许多国家高度重视并用完善的市场手段运作的第一运动，举国体制在这个领域完全哑了火，根本没有任何竞争力。当今的中国足球不仅成绩差，还是一个怪胎，不仅无法培育足球人才，反而成为集假恶丑于一身的毒瘤！韦迪应该如何应对前所未有的强大挑战？（北京人民网）
乍看起来，韦迪担任足管中心主任的软肋是“外行”。其实，在中国体育界“外行”和“内行”并非决定性因素。比如，球员出身的杨一民也没有能够管好足球，在足协工作十余年的南勇最后也一败涂地，显然“内行”人士未必是足协最佳领导。反观，学院派的韦迪在出任重竞技中心主任和水上中心主任时，他何尝不是“外行”呢？可是他却能创造一个又一个优异成绩。说到底，作为领导最重要的并不是内行还是外行，而是领导水平、战略眼光和驾驭能力，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外行”也很快成为“内行”，成为成功领导者。（上海《新民周刊》）
其实，反赌打黑扫出“贪官”，这是插曲；南勇在足协磨练了十多年一朝扶正却一年不到即倒，这很讽刺。仅此两点就让总局在新主任的选择上无可避免地从“专业对口”大退步到“政治对口”，“出成绩”绝对要让步于“不犯错误”，反正足球出成绩太难，但要避免出现下一个南勇却不难。因此，韦迪的上任首先不是为了求发展，而是为了求稳定。韦迪，或许也是一个过渡掌门，很难有大作为，这与个人素养无关，与中国特色有关。（广东《羊城晚报》）
能否扭转体制弊端 韦迪面临变革难局
由于体制的局限，中国足协成了每一位“掌门人”的滑铁卢。我们不能否认韦迪的能力和丰富的资历，可是中国足球体制的现状却注定新掌门要面临变革难局。目前，足协体制决定了现状，那就是不需要民意，不需要监督，只需要领导点头，只需要领导摆平。于是足协的官们愈发有恃无恐，终于从疯狂到覆灭。归根到底，如果体制不变，足协掌门人肯定永远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山东大众网）
众所周知，中国足球是个大染缸。有足球就有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试问，最近几届哪任足协领导不是高风亮节地上任，灰头土脸地离开？韦迪和谢亚龙一样，并不算是真正的足球圈内人士。但不要忽视同化的力量，当改革者触犯了潜规则，矛盾会不可避免地爆发。假赌黑，这一毒害中国足球多年的毒瘤，已深入到中国足球的五脏六腑，太多的旧体制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造成了违法的、或不违法的潜规则转化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
有专家还指出，中国足协某些官员的腐败与社会的腐败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他们站在更为有利和安全的位置。已经历经近20年至今没有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31条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这正是中国足协多年来的尚方宝剑，这是一个法院都难以介入的保护性法律。而这个行业保护和垄断的法律培养了什么，最近几天的风暴已经做出了铮铮作响的回答！而韦迪如果能够为中国足球甚至体育的法制化作些贡献，用法律制止这个机构的垄断乃至用权力介入资本运转，那已经创造历史了。
此外，中国联赛应该如何发展，这同样是前掌门人南勇留给韦迪的难题。我们可以预见，因反赌扫黑中超联赛势必要迎来重生良机，但重生之前必然是空前的危机和动荡。随着足协官员、俱乐部老板、教练、球员……一个个被牵连出来，圈内人谁又能保证自己明天是否也会遭协查的命运？从俱乐部到球员再到教练员，哪个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出污泥而不染？于是问题又出来了——中超联赛能否搞下去？若查出更多个人、俱乐部的问题，导致中超联赛无法正常进行又该怎么办？就在半年前，体育管理者们曾经试图抛出“足球恢复回归专业”这一方案，但最后因公众的强烈反对无疾而终。不错，在足球全球商业化的今天，回归专业化，让本就积贫积弱的足球失去资本的支持，放弃改革，放弃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完全可以被定性为倒退行为。但如何定义中国足球的公益性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这一从未能被解决的问题如今也摆在了韦迪面前。（上海《新民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