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县委书记无法无天 诽谤罪再成权力保护伞
1、县官的屁股摸不得 拘传记者乃是滥用职权
自从2006年10月重庆发生“彭水诗案”以来，山西“稷山文案”和山东“高唐网案”等几起因言获罪案件随后接连发生，及至此次的“西丰诽谤案”，那受“侮辱”与被“诽谤”的主角，无一例外都是县委书记。当这种以“县委书记”为首的县级官员处于被“诽谤”的中心之时，我们很难说仅是一种巧合。而且，这些县委书记如同老虎屁股般摸也摸不得，指责民众发言议政涉嫌诽谤，幷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将“诽谤者”绳之以法。可以肯定的是，不受节制的公权力一旦被滥用起来，其远比人们想像的更可怕。（上海《东方早报》）
在所有“县委书记被诽谤案”中，但凡将应由“被诽谤者”自诉的案件，办成由检察机关介入的公诉案件者，无一例外地都会搬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作为合法性依据。因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在明确“侮辱诽谤罪告诉才处理”的一般原则后，还附带有一个“但书条款”，即“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也正是这一条款成为公权力滥用屡试不爽的“法宝”。
在稷山诽谤案中，“被诽谤”的县委书记和当地检察机关口径一致地宣称，“诽谤者攻击了当地的大好形势”，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西丰诽谤案的主角张志国也曾说过，“报道对我个人有什么损失不算什么，但不能因此让我个人对西丰发展付出的汗水付之东流”。按照这一说法，被指为涉嫌诽谤县委书记的记者，无疑也严重危害到当地的社会秩序，所以“诽谤案”由自诉转为公诉，公安机关介入“私人纠纷”也就再正常不过。（北京国际在线网）
这其实意味着，《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但书条款”，由于过于原则和笼统，为公权力的滥用留下了一个制度上的“缺口”，使得滥用公权力者能够屡屡凭藉这一“缺口”行“假公济私”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必要对《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但书条款”进行明确的立法解释，以堵住权力滥用的法律漏洞。（北京《中国青年报》）
2、权力缺乏监督制约 县级官员成腐败重灾区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的县委书记岗位成了腐败“第一重灾区”。据2007年12月1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仅在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有18名在任和原任县（区）委书记因卖官受贿被查处，占了全省县（区）委书记总数的六分之一强。相较之下，从“彭水诗案”到“西丰短信诽谤案”的一系列现代版“文字狱”警示我们，某些地方的“县官”岗位除了有成为“腐败重灾区”的危险，还大有成为“侵犯人权重灾区”的危险。（北京《北京青年报》）
易遭“诽谤”与腐败高发，其实正是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县级官员这枚硬币的两面。因此要探讨的，已不仅仅是公权是否该谦抑的问题，而应是更加严峻的县级区域的地方政治生态问题。现实中，县级行政权力仍然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的问题，权力绝对化倾向也就自然而然。而附着在县级领导身上的腐败、“诽谤”案等怪相，也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浙江在线网）
3、基层政权权力失控 中国行政架构亟待变革
近一两年来，中国陆续发生多宗县官丑闻。这些现象背后暴露诸多问题，值得深思。在干部体制上，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权力过分集中，作为一个县的“一把手”，对全县的人事、财政拥有说一不二的绝对支配权，幷且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比如同为正处级官员，在北京的中央部委的处长，许多每天还是骑自行车上班，而一个县长则是专车、秘书、司机、服务人员齐备。加上中国的官场政治生态中的“官本位”思想，令这些县官往往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作威作福，视百姓如草芥。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是朱文娜的代理律师。周泽认为，“司法独立”已成为一句空话，无论是公安局还是检察院、法院，从调查、逮捕、判决等环节都是秉承县官的指示，奉旨办案，按照既定的罪名去办案，枉顾司法公正，枉顾事实依据和法律尊严。（新加坡《联合早报》）
这也正是当前中国县委书记权力配置架构的危险性所在——基于山高皇帝远的地理特征，县委书记不仅被赋予了权力部门齐全的下属机构，而且被实际认可了一种统管一切的行事模式。县委书记在“党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将这一抽象政治概念具体化为各种专权甚至滥权行为，由此形成“县委书记土霸王”现象。如何依法规范“县官”权力，防止某些“县官”擅权弄法，已是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山西《三晋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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