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善恶到头终有报 “白宫主人”停职受查
1、张治安领政引争议 建得起白宫建不起学校
日前，阜阳“白宫”事件有了续集，6月5日，“白宫主人”、阜阳市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被安徽省纪委、省人民检察院联合调查组从他的办公室中带走，配合调查“白宫”举报人李国福死亡事件，至今未回。此前被停职审查的还有颍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汪诚、反贪局局长郑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这位元因“五大工程”名震阜阳的“白宫”官员，终于到了报应临头的时候。（北京《中国青年报》）
在安徽省阜阳市区外105国道北不远处，就是该市颍泉区新建的办公大楼。该建筑为欧式风格，外型错落有致，富于变化。因为与美国总统府有些相似，当地的老百姓形象地称之为“白宫”。他们说，这是阜阳市最漂亮的建筑，“如果不是挂着国旗，真不知道是在美国还是中国”。（湖北《楚天都市报》）
这座大楼在当地引起了极大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颖泉区是省级贫困县（县级区），其年财政收入也不过刚刚过亿，就投入3000万元（不算土地成本）盖起了如此奢侈的办公楼，当地就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要办了吗？为了盖这座楼，建在原址上的一所学校被“安置”在一个破旧不堪的院子里，教室门上的木板已经松动脱落，只好从外面再钉上一块木板；窗户上也不见玻璃，用透明度极差的塑胶布遮住。（北京《北京青年报》）
2006年春天，日本人水谷准来到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杨庄小学考察，看是否对这个学校进行国际援助。他看到这座被庄稼包围的小学，校舍都是危房，房顶和墙壁到处是裂痕，桌椅破旧，而距杨庄小学十几公里之处，就是颍泉区政府外表豪华的欧式办公楼。一边是破桌烂凳的简陋教室，一边是气派不凡的办公大楼，这样的反差让人心酸。水谷准不明白，这栋政府大楼的豪华程度堪比巴黎凡尔赛宫，建设资金足以翻建数百所小学，为什么当地政府有钱建办公楼，却无力改善一所农村小学？今年6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了水谷准阜阳之行的调查报告，并引发舆论强烈批评，有线民称，“丢了安徽人的脸”。（广东《南方都市报》）
2、“带病提拔”早有前科 舆论媒体轰不倒张治安
在颍泉区制作的一本册子里，介绍阜阳五大工程（包括“白宫”、阜阳科技生态园、回圈经济园、皖西北商贸城以及工业园）时称“颍泉区委主要领导，果敢行动，奏响发展最强音”。这些占地千亩或投资千万以上的工程，都是区委书记张治安任期内的大专案，被认为是颍泉经济发展的标志，但其引发的上访及争议始终不断。（北京《新京报》）
在李国福的举报信《数千农民在流泪万亩良田被糟蹋》中，列举了张治安的数条罪状，其头条罪状是：张治安自2001年至今开始搞圈地开发，把阜城西北颍泉办事处的6个行政村7000余亩的肥沃土地一分3块，把周棚镇至阜阳沿路两旁5000亩土地搞所谓的回圈经济园。第一块1000亩，建皖西北商贸城和区政府大楼；第二块1300亩，搞生态园、高尔夫球场、跑马场等；第三块4000余亩搞所谓的工业园；第四块5000亩搞所谓的回圈经济园。这些土地均无任何审批手续。而这些“罪状”，另一方面恰恰成了张治安在其他干部眼中的政绩和有魄力与实干的例证。而一个省级贫困县（区），需要一个如此豪华的生态园吗？
李国福列举的第二条罪状是：“张把原区委、区政府卖给开发商，把亲信王家山安排成工程总监，并拆除一个小学建成美国白宫样式的新大楼，耗资巨大”。这座被阜阳百姓称为“白宫”的区委区政府新大楼，已经被媒体多次曝光。2007年1月，《农村农业农民》杂志以“安徽贫困区建豪华办公楼，日本人来修小学危房”为主题曝光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均对颍泉区豪华办公楼进行了报导。但作为“白宫”主人，张治安却没有在这次媒体的狂轰中“倒下”。（北京《中国青年报》）
据阜阳市政法系统的一名官员透露，当时的人大常委会上，有代表称赞张治安“是个敢想敢干的干部，有魄力有胆识，干实事”。也有代表称，“这个人作风粗暴，大兴工程的背后诸多强制拆迁、征地引发群众上访”。据悉，为了给“白宫”建配套设施，附近高井村的很多人成了失地农民。在拿到一次性的补偿金后，区政府并没有如约把他们“农转非”，低保待遇就更是遥不可及。年轻人还能出门打工，一些无依无靠的老人只能成立了“老年搬运队”，在附近“商贸城”混口饭吃。盖办公大楼是为改善办公条件，改善条件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现状却是本应被“服务”的人为了大楼而吃尽苦头。不知道安坐其中的工作人员想到那些学生和老人，可有一丝歉疚？而这种明显本末倒置的决策，又是通过怎样的程式做出的？（北京人民网）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导，张治安还是一名“带病上岗”的官员，他曾向阜阳市颍上县委书记张华琪行贿10万元而得到升迁。曾因牵出行贿者最多而闻名的阜阳获罪官员张华琪，在其判决书中，确认了张家4人参与行贿的事实。张志勇（先后任八里河镇镇长、书记），张志刚（曾任汤店镇党委书记），姜辉（先后任南照镇镇长、书记和颍上县副县长）以及张治安本人均向张华琪行贿，其中张志勇和张志刚是张治安的堂弟，姜辉是张治安的妹夫。“张家的势力达到鼎盛时期，张家人在颍上县担任副县级干部的多达10人，而且都在要害部门。”一位元阜阳市委干部告诉记者。（山东《齐鲁晚报》）
3、贪图虚荣竞相攀比 一把手权力过大是根源
就在张治安被省纪检部门带走之前，5月20日，张接受了《新京报》的专访，言语之间充满了不平和不公。他说：“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了，配套的服务设施都要跟上去。我当书记这十年来，全区财政年收入由6000万到现在1亿多，区政府大楼也是政府的形象，也是一个城市的招牌。我们去上海考察，发现他们有个法院就建成这样，他们是产权置换来的，发达地区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搞？”（湖北荆楚网）
其实，张治安所说的“发达地区能搞，我们为何不能搞”的言论更值得反思。当前官场的一种不良现象，那就是不切合实际的模仿和攀比。颍泉区农民人均收入才一千多元，不少乡镇的学校教室还是危房，有的学校甚至还是“泥巴凳泥巴台，里面一群泥巴孩”。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地方上为了“充胖子”，肆意侵占农民耕地，强行拆迁。而这些人之所以热衷于“打农民的脸，充自己的胖子”，是尝到了这里面蕴藏的巨大甜头。这种“充出来的胖子”可以为自己的仕途加分，可以换来更大的权力，可以满足自己无尽的欲望。贫困地区往往能创出一些“世界之最”，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甚至不惜透支几年或几十年的财政收入修建办公楼，强占农民的庄稼地建设高尔夫球场，结果是重新把当地群众推回到贫困的边缘。（天津津报网）
有着层层管理制度，严格的预决算、支出程式的公共财政，为什么就成了某些官员随意支出的“小金库”？一句话，这些官员的权力太大了！大到了一个人甚至是少数几个人随意“拍拍脑袋”，就可以决定数十万、数百万，甚至数亿元的支出，而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关的层层支出程式，相关的监督人员，都可以轻易地“应付”。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当“公权”成了“私权”，被某些官员所“垄断”的时候，一切的民意和监管就是如此苍白。（北京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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