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持续发酵 “补刀门”堪比李刚门？
1、网民持续关注 药家鑫案已成公共事件
距离药家鑫案开庭已经超过三周，但迟迟没有最终宣判，药案案情明晰，事实清楚，用法学专家贺卫方先生的话说，“无论是见诸媒体的报道和法庭上药家鑫的言辞，都不存在争议。药家鑫驾车肇事后又将伤者张妙八刀杀死，手段残忍，后果严重。根据现行刑法以及司法实践的一般惯例，假如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从轻或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如精神病等)，则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也是受害人的正当要求”。但为什么这个简单明晰的案件最终却变成了轰动中国的一大公共事件？（广东《竞报》）
与一般刑事犯罪相比，药家鑫案令人震惊之处，可能在于其带给人们如下困惑：为了交通肇事何至于杀人？特别是当杀人犯还是个家境不错的音乐学院大学生时，这个问号就变得越来越大，以致吸引了全社会的注意力。舆论不免疑惑：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学生缘何具有如此残忍的犯罪动机呢？于是，围绕一起刑事案件，人们讨论的话题骤然上升到了社会层面，一瞬间，公共议题丛生。（北京《检察日报》）
这样的舆情演变首先有着宽厚的社会背景。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互联网明显搅活了舆论这“一池春水”，一些重大案件在网络的发酵下相继成为社会“公共事件”，从上海杨佳案到哈尔滨6警察打死青年案，从许霆案到邓玉娇案，一件件刑事个案在网民的激情介入下，迅速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随着微博等新兴媒介的崛起，网民表达更加便捷和畅快。在这种背景中，音乐学院的学生撞伤一名两岁多孩子的妈妈，荒诞的“撞人补8刀”的恶劣行径，难怪网民会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了。（北京《法制日报》）
2、挑战法治底线 引爆官民对立集体焦虑
虽然央视对药案的报道，特别关注了药家鑫的家世，指出“药家鑫的父母曾在工厂工作，母亲已经退休，父亲曾是厂里的一位干部，但是前些年已经离职自谋职业”，药家鑫肇事的那辆雪佛兰是一辆刚买了两个多月的新车，价值“不过十三四万元”，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撑其结论：药家鑫的家庭非常普通，他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广东《新快报》）
只是有多少受众相信这个结论呢？纵观公共空间的传播心理，完全走到了央视报道的反面。网络江湖处处可见对药家鑫父母的“人肉”，盛传药父乃是某领导、是名副其实的“药刚”(“李刚”的权力衍生物)。网民为“李刚门”当事人打上的标签是“官二代”，给那位撞人后连捅伤者八刀致其死亡的西安音乐学院大学生的定义是“军二代”。流言此起彼伏，不胫而走，至今未见辟谣。（英国《金融时报》）
“军二代”、“官二代”与当年杭州“70码”事件中的“富二代”拼接成了系列，在一个贫富差距、官民对立持续恶化的社会中，缺乏安全感的人们像惊恐的小白鼠一样，警惕着哪怕只有一丝可能的威胁。透过药家鑫案的舆情反应，我们不难看出社会舆论对“官二代”、“富二代”的反感，以及对驾车撞人的激动情绪。以杭州“飙车”案、河北“李刚门”事件为典型，公众舆论对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犯罪堪称痛恶到了极点，尤其是当他们的犯罪都与驾车有关时。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情绪，公众一接触到此类案件，便对嫌疑人的家庭背景有着高度敏感性，网民们更是对药家鑫父母的身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其说个案触发了公众所能容忍的道德底线，还不如说公众情绪从个案中找到一个出口。（北京正义网）
3、担心“农民难缠” 群体歧视比杀人更可怕
药家鑫案，有人指斥中国教育的失败、有人痛陈整个社会道德底线的缺失，也有人从药家鑫的成长经历分析其人格缺陷，除此之外，他无意间道出了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群体歧视。
按照药家鑫本人的说法，自己之所以要置受害人于死地，理由简单至极，那就是害怕撞伤了“农村的人，特难缠”。农村人之所以难缠，就是因为他们穷，他们素质低，他们会无休止地索要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这个费那个费，会让他不胜其烦、不堪其扰，所以干脆就杀人灭口、一了百了。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一个“钱”字使药家鑫丧心病狂、拔刀相向。（广东南方新闻网）
社会给药家鑫和被其杀害的张某贴上不同的标签：药是城里人、学钢琴的大学生，有着可以预见的、比较明确的未来；张是乡下人、卖麻辣烫的乡下女，捧的是有了今天难保明天的饭碗。社会已经习惯了通过财富、出身、文凭、职业等可以算计的外在特征进行群体区分，而这种区分手段恰恰忽略了同情、悲悯、仁慈等内在的人性特征，也容易造成群体偏见和群体歧视。（北京中国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