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唯经济发展是从 调整产业结构只是托词
1、“环保帐”实乃“经济帐” “拿猪开刀”本末倒置
如果单从当地政府发布的有关数字来看，东莞禁止养猪的理由似乎无懈可击：一是污染重，东莞现有75万头生猪带来的污染排放量，就相当于450万人口的污染排放量，若要有效削减，相当于要新建一座日处理13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
政府对于养猪污染的经济账算得很明白，可惜，对于当地工业污染的明细账，他们却只字不提。是因为这笔账很难像养猪业那样算清，还是压根就不愿甚至不敢去算？而除去工农业污染外，东莞当地其他污染源如交通、建筑、服务业等领域的污染情况又当如何？（北京《市场报》）
养猪业确实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污染，但是对于东莞这样一个工业城市来说，这种污染究竟能占据多大的比例？实作为城市主要污染源，工业排污解决的到底怎样呢？想来也没有严重到“驱逐出境”的地步。如此一来，率先拿猪开刀不免给人以专捏软柿子的嫌疑。而如此本末倒置的梳理，也不由得使人联想，清理养猪业是否在给工业发展谋取更多空间？果真如此，此次清理幷不像是在算“环保帐”，反倒更像是在算“经济帐”。（北京中国网）
因为养猪容易造成一些污染，于是便干脆一禁了之，这显然属于典型的“懒政”做法。而这种缺乏长远考虑，不顾及民生的“懒政”行为的背后反映的无疑是只要政绩与面子的“GDP思维”，是各地长期以来片面追求的“GDP崇拜论”的又一次“旧病复发”。（中国江西网）
2、发展养猪太不划算 牺牲农业保护工业
东莞“禁猪令”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理由，是说不经济，平均下来，花在每头生猪上的污染处理费需要547元，实际上养一头猪能纯赚547元幷非易事。众所周知，东莞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相当快，可谓遍地化工厂、电子厂，这些企业对环境的污染与猪相比究竟有多大可想而知。东莞市市长直言“从生产发展来看，养猪幷不划算”，言下之意这是个不赚钱的买卖。是啊，区区几头猪对拉动地方GDP的贡献而言怎能和工业相比？更何况有要控制当地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前提，会打算盘的官员自然会做出舍小保大的打算。保护工业，才是禁猪背后的真正目的。（上海解放网）
应该说，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由而调整产业结构，是说得过去的。问题是，应该如何鼓励，同时又应该如何去抑制某种产业的发展，政府所采取的相应手段，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反映的往往不是政府有多么高明、超前的产业眼光，而是政府的行政伦理和行政道德。可以说，选择何样的手段去达成自己的目的，从中几乎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出，该地方政府的行政自信究竟来自何处，行政目的又究竟指向何方。
必须指出，尽管东莞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其合理一面，但就其本质而言，其对自己产业发展的利益追求，远远超越乃至无视了公众个人产业选择的自由与权利。这是东莞的禁止养猪决策，最招致舆论反对的根本所在。尽管东莞也给了养猪户一定的缓冲时间，但最后通牒式的“一刀切”的禁止策略，还是太过于粗暴。因此，再合理的行政，也丧失了其合理的内涵。（河南《大河报》）
3、“经营城市”进入误区 不能逼迫民生让路
东莞市禁止养猪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维护城市形象。当地政府给养猪村民下发的《关于限期整治饲养生猪场的通告》中，明确指出不能养猪的理由是“为改善市容市貌”。今年，猪肉供应紧张状况突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根据国务院指示，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质检总局和工商总局等七部委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应对猪肉价格上涨的应急领导小组。如此兴师动众地为猪肉的事情忙碌，这在共和国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有关部门为什么如此重视猪肉问题？就在于担心民众生活因猪肉供应持续紧张而受到影响。民生是根本，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这一点。东莞市政府应该停止错误做法，让形象为民生让路而不是通过牺牲民生去维护其所谓的城市形象。（上海《上海证券报》）
让东莞政府做出禁止养猪决定的，也许不全是因为养猪污染环境，而是在于“从生产发展来看，养猪幷不划算”。确实，从全局来看，禁止养猪不等于市民无肉可买，市民照样可以吃肉，而且不用污染环境，政府还可以省去监管成本，去大力发展其他更能挣钱的行业，可谓一举多得。但是，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应该通过何种手段来选择城市的未来，以期尽快达到规划中的远景？是通过粗暴的直接干预方式，取缔一些行业然后扶持一些行业；还是通过合法的间接引导方式，让一些不合适的行业自动向一些心仪的行业转移？二是，地方政府在“谋划发展大计”时，如何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是为了最大最快的发展而歧视或无视一些人的利益，以之作为“发展的代价”；还是最大可能照顾不同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容忍一些不如意，以之作为“发展的代价”？（北京《中国经济时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