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企业自身创新研发投入在满足个性化、少批量产品为主要特征的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并不具有产业广泛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大批量产品的拉动效应，这就会导致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和培育和提升，但是未必能够带来大范围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支撑作用比较有限，从而导致新经济新动能对中国经济的支撑作用不足。
第八，无论是从加快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角度来看，还是从推进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角度来看，各个层次的人才缺乏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长期发展的突出问题，这是阻碍中国众多地区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替代的突出因素。
第九，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没有打破间接融资主导模式，制造业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这会严重阻碍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
文章指出，在此基础上，总体改革调整原则是：各级政府今后一段时期内的改革举措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要更加聚焦于推进和促进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新旧动能的转换和替代。要将打造“新型举国体制”和“竞争中立”相融合相结合的新型政策组合体系，调整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原则。
从短期政策角度来看，近期中国仍有调整和降低基准利率的空间，但是，从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如果基于促进制造业部门新旧动能转换的角度，针对制造业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政策，要优于降低基准利率的货币政策，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加大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和先进生产设备减税抵扣政策，要优于政府财政资金补贴政策。
文章建议，当前最为紧迫的改革着力点应该是，全面清理清退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采取的以政府补贴为主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特别是要逐步取消针对专利的各级各地政府财政资金的补贴和奖励政策，适度调整中国各级政府当前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制度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要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建设任务，上升为总体层面的产业政策。要将中国各地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的改革重点，落在对强化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和提高违法成本方面，落在约束和控制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不合理干预行为以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落在构建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等重点方面。
从中长期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部门“降成本”政策的有效性，必须依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的根本性改革路径，重点是要降低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适度收缩政府治理层级和政府行政机构规模、激发政府官员行政效率和主动创造能力。特别是建议前瞻性研究稳步压缩甚至取消乡镇行政机构的重大改革举措，建议逐步采取将公务员队伍压缩三分之一和提高公务员收入并行的重大改革举措，通过将政府官员权力的标准化、市场化和效率化，来倒逼和适度收缩政府官员规模，从降低新政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渠道来取得降成本的制度性持久效果。同时，针对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中蕴含的巨额高质量投资需求以及巨量创新研发投入特征，加快构建内在需求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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