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彰显社会浮躁 国学复兴泡沫化
1、国学复兴运动升温 文怀沙印证国学热乱象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文化界最令人关注的事件，莫过于“国学大师”文怀沙遭到《人民日报》记者李辉着文质疑。而这一本属学术界、文史界范畴的话题之所以引发街谈巷议，与近年来国内掀起的“国学热”大背景有关。虽然，对文怀沙的此番质疑属于个案，却是当前这场浮躁的国学热潮的必然。近年来的这场国学复兴运动从官方到民间都陷入了一派迷狂。明明是没有什么国学大师，楞是有如此之多的人顶着大师的华盖招摇过市；明明是没有灵魂，却在商业的诉求下誉之为现代人的“心灵鶏汤”。这场国学复兴没有标志性的灵魂人物，只有商业偶像。（四川《成都商报》）
2006年，随着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的走红，“学术超男”易中天爆红大江南北，紧接着“学术超女”于丹迷死男女老少，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一股学国学的热潮。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相继成立了国学院，全国许多“总裁班”，原来都以开“西学”为荣，比如西方管理学、西方营销理论、西方人力资源课的设置等等，而现在纷纷以增设“国学课”为时尚了。让几岁孩童开始读经，“国学”从娃娃抓起，已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教育现象。而“讲坛红人”也成了社会名流，从签名售书到给人作序，从开办讲座到当颁奖嘉宾，到处赶场，风光快活，不亦乐乎。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于丹签售被抵制、阎崇年遭掌掴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对这股国学热进行深入反思。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就认为，现在确实涌现出了很多国学班，但有些是为了谋利，许多国学教育将对象瞄准的是社会上的老板阶层。当下的国学只是文化产业，我们千万别将这种国学热当作一种时尚来追赶。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接受记者专访时对现如今中国社会的国学热也心存疑虑，他看到的是国学热背后国人的盲目、趋从与自大。他提出自己的三点看法：“第一，国学真的热了吗？我只能说比过去稍微回暖了些，但丝毫还是不热呀，考文史哲的学生远远少于金融法律。第二，我认为国学也没有必要热，国学只需要一小群人去守先带后，去看护住它。第三，所谓‘国学热’里，能看到中国人的狂傲。从五四开始，我们认为传统一无是处，现在传统捡起来什么都是好的了，这也很可怕。其实，还是要承认普世的价值，还是要静下心来向西方学习。”钱文忠曾经听说现在很多企业规定，员工一定要读《弟子规》：“这个东西能替代企业制度吗？那就是老板过过瘾吧？现代企业制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不踏踏实实向西方学习，拿一套《弟子规》来就行啦？”（山东《济南时报》）
2、国学成了一个“筐” 存续复兴必须深入思考
“文怀沙事件”给浮躁的“国学热”浇了一盆冷水，人们冷静之后，难免会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国学究竟路在何方？说实在的，现代人对于什么是“国学”估计谁都不清楚。大学里的“国学院”往往是由中文、历史和哲学拼凑而成的大杂烩，小学里则把“之乎者也”当成了国学。“国学”成了一个筐，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这些乱象，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国学”诞生于上世纪初西学东渐之时，是当时的“国粹派”害怕西方思潮东进而提出的名号。首倡者是谁已不可考，但无论是章太炎还是邓实，均以“相对于西方学术的本国传统学术”来概括。显然，“国学”一出生就充满了时代烙印，是一些文化人集成式的文化垄断包装，目的是为了抵御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侵蚀。因而，国学存在着思想保守和概念不清的先天不足。“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不费吹灰之力就从形神上击碎了“国学”，使得中西文化交融幷兼成为时代主流，科学民主深入人心。
也正因为“国学”的先天基因不成熟，才导致了后学者的夹生跟从。加上中国从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有个传统文化被压抑的思想断层，故而近20年现代人对“国学”有一种饥不择食的浮躁，才造成了“国学”摊子的急就，引来了一些江湖学人的扰乱，造的是一大批名不副实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去年自辞“国学大师”名号就是对“国学大师”泛滥的讽刺。至于前两年康有为在所谓“十大国学大师”评选中落选更凸显“国学”范畴外延和内涵界定上的不确定性。（广东《时代商报》）
3、大师倒了国学活着 切莫因此误读传统文化
学者李辉因在《北京晚报》发文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的年龄、经历和学识，一时间在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读过李辉的很多著述，他对当代文化史的梳理和研究，可谓自成一家。初见李辉对文怀沙的质疑，幷未感到特别诧异，因为努力呈现当代文化史的真相，一直是李辉的工作。只是通过大众传媒，如此针尖对麦芒地质疑一个文化老人，在文化界幷不多见，所以它引起任何震动都是可能的。然而，因李辉的质疑，很多人便借势攻击起了国学，看着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反倒明白了“国学大师”能唬人的原因。（北京华夏经纬网）
文怀沙不是什么“国学大师”，这在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界，应当属于一个常识。然而这个常识多年来，与媒体和公众基本是隔绝的，这不仅表明学术话语与公众话语的隔绝，也表明学术界的好好先生太多。这幷不是传统文化的悲哀，而是当今知识界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人把此归罪于国学的流毒，认为儒家塑造的就是温良恭俭让的好好先生，这其实是对儒家最大的误解。
孔子是非常厌恶好好先生的，他专门给这种人取了个名字，叫“乡愿”。所谓乡愿，就是一乡之中谁也不得罪的好好先生，唯唯诺诺，左右逢源。孔子认为这种人为“德之贼也”，是德行的祸害。孔子轻蔑地说道：有一种人从我门前走过，不进我的房间，我丝毫不会感到遗憾，那就是乡愿。孟子也讨厌这种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的乡愿。孔子与孟子之所以如此反感乡愿，是因为儒家强调的“为士之道”，张扬的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而不是委曲求全的“妾妇之道”。如今的知识界，却成了乡愿的豢养地。孔子曾明确说，遇到这些所谓的“谦谦君子”，他宁愿和狂狷之士打交道，因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要是学界没有这么多的乡愿，“国学大师”的帽子也绝不会满天飞，因为太多的人在真相面前选择的是退却。（上海文新报业网）
有人认为李辉的质疑属于特立独行之举，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这恰恰错了。我们常以为“特立独行”这一观念源于西方文化，其实这是儒家思想评判人事的一个重要标准。“特立独行”四字，出自唐代大儒韩愈的《伯夷颂》。韩愈通过伯夷叔齐，批判的就是当年的学者，他说那个时代的学者，有一家反对，能力行不惑的人已很少了；至于一国一州的人都反对他，能力行不惑的，天下恐怕已没有这种人了。所以韩愈极力彰显伯夷之道，呼唤的正是学者的独立人格与批判意识。（北京环球网）
之所以谈及儒家的这些观念，无非是担心有人因此误读了传统文化，更担心有人把李辉的质疑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算。李辉多年来与文化老人打交道，他对传统文化应该是充满敬意的，相信这也是他质疑的理由之一。如果我们对“国学”多一分修养，对“国学大师”误会和错认就会少一些。（北京《中国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