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讯逼供 多少错判戕害正义
1、刑讯逼供屡禁难止 冤案办成铁案
从畲祥林“杀妻”案，到聂树斌“强奸杀人”案，再到胥敬祥“抢劫”案……无辜公民含冤入狱，为司法的失误付出惨重代价。纵观诸多冤案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冤案的形成，都和刑讯逼供有密切关系。（上海《新民晚报》）
得知政府已经表示对他存在刑讯逼供之后，赵作海好像什么都敢说了，“不承认？那就打。还不说，那就再打。4、5个人轮流着打，谁打累了谁歇着”，喝药水、放鞭炮、敲木棍，各种拳打脚踢，外加三十多天不让睡觉，各种刑讯逼供的残酷场面一一出现在赵作海平静的叙述里。在赵作海看来，如果一切重来一次，他仍然会选择承认杀人。他把自己的忍辱看做是一种明智之举。“不承认，我早死了……”（江苏《新华日报》）
刑讯逼供在公众眼中早已是普遍流行的显规则，甚至于“进了公安局没有不被打的”，在打死人不偿命的刑讯逼供机制下，赵作海选择承认杀人，无疑是一次最为明智的选择，尽管等到被害人“复活”的概论小之又小，但总比那些随便给个理由就稀里糊涂“被死掉”的人强太多了。从畲祥林到赵作海，从聂树斌到无数莫名其妙“被死掉”的公民，刑讯逼供为何始终如此肆无忌惮张狂透顶，却从来得不到任何有效的遏制？——如果这样的追问得不到回答，那么所谓“纠正错案”实在不过信口雌黄。
大多数情况下，迫于公权报复的暴力淫威，刑讯逼供一般不会有任何麻烦；即使碰到打死了人的麻烦，也仅需给出一个愚蠢而荒谬的解释搪塞即可；再倒霉些，碰到死人复活这种事，最后亦不过是，赔偿由纳税人来出，道歉由部门集体来做——总而言之，荣誉利益皆是个人的，责任过失却是集体的，刑讯逼供对个人而言完全“零成本”，焉能不去“爽并快乐着”地在公民身上“合法”寻求变态暴力之快？（天津北方网）
2、草率办案草菅人命 “命案必破”肇祸
当地公安刑讯逼供的细节更令人震惊。赵作海披露的一个细节让我不寒而栗——在刑警队，警察威胁他说：“再不招，就把你从车上踹下去，然后毙了你，就说你想逃跑。”刑讯逼供仍然大面积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命案必破”的规定。要知道，很多杀人案，缺乏直接证据，也没目击证人，现场又被破坏，破案难度相当大。然而，案子破不了，就会影响政绩。于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一些警员便抱着宁可冤枉一百个好人，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的思路，开始刑讯逼供，以提高“破案率”。这种公然无视公民人身权利的草率办案，为何一再发生？这些恐怕都与“命案必破”政绩观逼仄下的“狗急跳墙”思路有关。（广东《珠江晚报》）
显然，刑讯逼供是滋生此类冤假错案的土壤之一，但刑讯逼供还只是表层的土壤，深层的土壤在于有关部门对命案、大案盲目强制要求限期破案，以及一些基层公安部门侦查技术落后、法制意识淡薄，还有对羁押侦查取证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督。没有这些深层土壤的支撑，作为浅层土壤的刑讯逼供是不易附存的。（北京《中国青年报》）
前几天在当地政府网站上看河南洛阳警方关于上一年度命案侦破率的通报，命案侦破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八十几，但即便是这个已经比发达国家普遍侦破率高得多的数字，仍然被上级部门认为是“不完全满意，可以进一步加强”的。这其实就是长期以来盛行的“命案必破”思维在作祟——谁都知道“命案必破”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但这么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公安机关把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广东《现代快报》）
在“命案必破”思维背后，是一个已经形成巨大惯性的利益分享机制：能不能做到命案必破，关系着各级公安机关的政绩，关系着领导的乌纱帽，甚至关系着那些普通警察的福利。古人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有“命案必破”这样畸形的考核，就必然会有基层警方对待命案时畸形的心态——有的时候，不管用什么方法也要把数字凑满，即便制造冤假错案也在所不惜。（广东《现代快报》）
3、破案成为政治任务 “疑罪从无”虚设
“命案必破”的刚性目标被一些地方执法机关曲解，“破案”变成了“完成任务”而对于疑难案件也不遵从“疑罪从无”的法律规定，而是逆向而行。“限期破案”的压力使得一些执法者萌生了“狗急跳墙”的破案心理，才有了“宁可错抓也要抓”的公权力骄纵。如此，各种虐囚、刑讯逼供的“怪招”才一一使出。
警方急切破案的心态，我们当然能理解。但是破案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如果破案变成了“逼供”，变成了“用公民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来换取警方的“完成任务”，国家暴力存在的合法性就应该受到怀疑。（北京凤凰网）
疑罪从无，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绝非为“坏人”逃避惩处而设置，它实际上就是要防范类似赵作海这样的法治悲剧。刑事司法，一方面要为受害者主持正义，一方面又关乎被告人的自由、幸福乃至身家性命，因而不可不谨遵程序确保公平。在这个问题上，谁也没有权力说，疏漏不可避免。（湖南《潇湘晨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