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萨达特总统遇刺后，穆巴拉克作为军方领导人成功地稳定了国家政权，最重要的是，他顶着阿拉伯联盟对埃及的抵制，坚持了与以色列和解的路线，并以更加灵活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社会上。最终在1982年，作为对埃及和平姿态的回应，以色列将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同年，埃及还恢复了和苏联的正常关系。
穆巴拉克的务实外交为埃及赢得极大的国际空间，他同时为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座上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需要他来斡旋，来自西欧和美国的贷款和援助滚滚而来。
埃及困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穆巴拉克的光环逐渐褪去，埃及经济陷入困难，尽管美国依旧给以大量的援助，但依然无法解决埃及极端分化和高失业问题。同时，埃及紧急状态法自1981年实施后一直未予取消，社会矛盾在重压下进一步激化。
很多去过埃及的中国游客都对这样的场景印象深刻，他们需要由持枪军人保护前往由外国人经营酒店的旅游区，那里富丽堂皇。但城市的另一边，埃及贫民聚居区甚至连像样的柏油路都没有。
“埃及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寻找发展模式的失败，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困局。在中东除了产油国，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埃及没有抓住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和转型的机会，导致最近20年来经济发展缓慢。穆斯林国家特有的人口过快增长又导致人口非常年轻，30岁以下的人口占总量1/2以上，就业问题严峻。”吴冰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埃及也曾按照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经济私有化改革，但没有惠及民众，只使统治集团获益，埃及1/4的人口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底层民众产生了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需求，这和西方自由民主没有必然关系；今年2月的青年运动不是由贫困阶层而是由中产阶级青年主导，他们都受到很好的教育，要求享受更多自由。他们的需求和底层要求公平分配财富要求相结合，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吴冰冰进一步指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