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学校关停之后再来想安置方案，无疑程序失当。这传递的信息是，相关部门并没有把打工子弟的求学问题，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当然，教育主管部门可以解释说，他们有信心有能力在关停这些学校之后，解决所有孩子的求学问题，所以可以先关停。但这也可以理解为，把学校关停之后，先让家长们自己想出路，如果家长忍气吞声接受现实，相关部门就“赚”了；另外，在学校关停之后再考虑安置问题，家长为孩子入学计，提的要求也不会太高，政府部门有安置的主动权，家长们只有被动接受安置方案，而且，还可能对这样的安置“感恩戴德”。
这种先关停学校再安置学生的程序，暴露出我国教育决策的缺陷，即由行政部门主导决策，学校、教师、家长及相关社会力量没有参与决策的基本权利。事实上，涉及众多学校、教师和家庭利益的教育决策，必须有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政府部门应广泛征求意见，将草案提交学校、教师和家长们讨论、听证，最后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从目前的情况看，北京教育部门的通气，并不表明他们公布的方案都得到了相关学校的认可。所以，在推进过程中，还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包括有的学校还会对打工子弟入学提出“五证”要求。
其实，教育决策的制度缺陷也是教育经费一直无法得到保障、教育公平难以推进的根本原因。包括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也是由于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不够，流动儿童无法进入当地的公办学校，才有这些学校的涌现，替政府完成义务教育任务。
所以，若要保障每个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就必须建立确保政府部门履行教育投入责任的拨款制度，即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确定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履责；建立每个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都能参与教育决策的基本制度，即成立校外的社区教育委员会以及在校内的家长委员会。所有事关每个受教育者权利的教育决策，都应当通过这两个委员会的审议。如此，方可维护受教育者的基本权益。（时间：8月18日 来源：新闻晨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