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者，将“发言”误读为信息资源的赐予，不懂得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因此才出现一些“怪现象”，譬如在重大伤亡现场不首先发布人员的伤亡、而是夸夸其谈救援人员的英勇行为，要么照本宣科、以不变应万变，根本不理会公众的关切点；二者，中国舆论成熟与开放的步伐快过了发言人制度，加之某些职能部门本身就公信力孱弱，结果“发言人”就是出头的那只“怪鸟”，每次“发布会”也成了“救火会”，但因为其所掌控的信息有限，又缺乏一定的媒体素养和沟通经验，难免动辄得咎、甚至火上浇油。
事实上，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允许列席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对相关信息和决策过程有着清晰和准确的把握——换言之，“发言人”不仅是一个官位，更是塑造公信的“营销部门”。
王勇平走了，走得不清不楚。这对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来说，似乎没有任何裨益可言：因为这既不能算摆上台面的“究责”，也不能说是相关制度的一次刮骨疗伤。8月3日，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强调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有舆论认为“2011年将成为中国政府新闻制度建设的重要拐点”。然而，王勇平先生的离场，似乎寓意繁杂，而政府新闻制度的转身，显然还在面纱背后纠结。（时间：8月18日 来源：青年时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