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在1983年说要“培养治港人才”，但具体应该如何实行呢？目前有两大方向，比如说参考新加坡模式，将AO变为不纯粹是公务员，而是未来是要参选的人才，意思即是改变AO的性质和要求。以往AO可能是英文讲得好、沟通能力强就可以，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透过AO这个“壳”去做，你选取人的标准是不一样，AO未来是要参选、要做问责官员的。如果不走新加坡模式，那我们是否要在社会上架设一些阶梯，如果社会有从政的阶梯，哪怕是政党的社区干事、或者做研究、或者在智库养一班人，哪怕是你再上政府里面，除了政治问责官员之外，其他的短期合约或者见习生等等，要有相当的承载量，管治人才库才会加厚。当然不是说要立即去做，但起码方向是要这样。5年也好、10年也好、起码我们有方向性。我认为，培育政治人才要分上中下游，处于上游的大学，到底除了提供公共行政和国际关系的课程之外，有否开设培育政治领袖和有关管治的课程呢？现在我们经常办选举，选举的理论和操作等实务知识能否普及呢？上游就是大学和有关培训的课程，中游就是把接受培训的人士放在不同位置上接受政治磨练，到了下游便是经过十数年磨练而具有百般武艺的成熟政治人才，可以竞选行政长官或任命成政治问责官员，这是香港所缺乏的政治人才培育的系统工程，以前英治年代是有的，不过不是在香港，而是在英国。英国管治殖民地的官员在高峰期有3万人，光是AO就有接近3000人。这支殖民地公务员队伍，既不是英国本土公务员，亦不是在地的公务员，他是由英国殖民地部负责招聘、培训、管理和调配的。这支管治队伍有3万多人，当中有20多个职系，AO就是负责管治殖民地的最核心队伍，不过英国的AO跟香港招聘的AO是两回事。
不管是英治年代或是“港人治港”年代都需要一些功能性组织来支援。但香港过往一直没有完全认识到，自治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自治需要有什么组织？需要有什么制度？有什么配套？我们一概不认识。
政策支援系统如何建立？就是要建立起专业、庞大的研究队伍，未来将会发挥影响力，在公共政策辩论、表达意见、有两造意见党争执时担任一个折衷的角色。其实政策研究和智库的工作，除了发掘新知识之外，还有一个功能是，增强社会凝聚政策共识的能力，但现时香港缺乏这样东西，所以很多事情就算有良好愿望，都做不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缺失，是功能缺失，希望梁先生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梁振英需要有这个视野，否则未来管治是有一定的困难，很难打开局面。今天不播种，未来三年都不会有收成。这个怎么去做，如何贯穿大学、智库、政党，在政策研究方面做出空间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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