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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22家媒体及香港40多家媒体采访“第二届港台影响力论坛”。（中评社记者摄） |
我学的是土地利用，这是我的专业。1978年开始，大陆的改革开放刚刚启动，我工余经常到大陆就改革土地制度和改革住房制度授课。后来参加了1988年中国的宪法修改的准备工作。1988年的宪法修改后，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有偿转让，促生了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同年，1988年，我也参加了上海和深圳两地的首次土地使用权的招标出售工作，这些工作都是义务的。当时国家也没有这种能力，大概亦没有这个服务专业费用的概念。
当时在一起工作的还有在1949年以前就在大陆从事房地产工作的前辈，我当时就有这个体会：在大陆实施计划经济的时间其实很短，从1949年开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段时间其实很短，还没有超过一代人的时间。我1988年在上海、在深圳帮忙做土地招标时，还有一些1949年前在大陆从事房地产工作的前辈，但这个是改革的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期间，我协助中国政府制定了解决1997年后香港土地产权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后来在《中英联合声明》以附件三的形式制定。有关土地产权的工作是我参加香港回归工作的起点。在那个时候正在中英谈判，正在起草《中英联合声明》。之后，1988到1997年期间，我历任基本法谘询委员会秘书长、预备工作委员会的组长、还有1996年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应该说经历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组的、香港回归的全过程。在去年参加行政长官选举之前，我当了十四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
上面说的就是我个人工作的一个介绍，今天我想趁这个机会和大家谈谈一些经历，还有体会。
1982年，也不是很久以前，在三十年前，中国政府宣布在1997年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个方针收回香港。实事求是地说，当年也是从1982到1997这十五年过渡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香港人对香港回归有比较大的顾虑。
台湾人也觉得1997年将会是香港的大限，所以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九七大限”。香港的顾虑大概有三个层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在1982年左右维持了几年，一个比较大的顾虑，层次比较高的顾虑，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可行吗？第二个顾虑，就是北京可信吗？就是“一国两制”可行，北京将来有没有什么有些不同的想法？第三个顾虑，就是两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太大，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大陆的发展水平低，因此，香港回归后会承受方方面面很大的压力。
就第一个问题来说，我举几个例子说明我们那个时候经历的一些问题，后来克服了这些困难。在我当时是基本法谘询委员会的秘书长，在中环我们的秘书处接待各方面来的朋友，听意见，在中环谈的一般都是香港的核心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香港的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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