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虽然建党初期即有外省人及原住民参加，因此按照民进党的理念“台湾人”概念的内涵是应该包括台湾的所有族群。但虽然民进党主张族群平等、建立“台湾命运共同体”，在现实政治中面对自己的支持者时，却开口闭口“咱台湾人”，支持者要求政治人物必须用台语，不准讲国语，这些都让其他族群产生一种福佬沙文主义的感觉。因此，民进党早期的“台湾人”概念中通常不包括外省人甚至客家人。虽然民进党也号召外省人加入反对国民党的行列。但此时民进党的“台湾人”内涵是建立在“台湾四百年受压迫”的本省人的历史记忆之上的，所以这时的“台湾人”主要是指本省人。在现实政治中，民进党是以本省人“台湾人”对外省人国民党为政治诉求对象的。所以邓丽君虽然是出身于台湾的歌手，但她在台湾却不被认为是“台湾人”，她被认为是激励“中华民族意识”、“中国人意识”的歌手。
进入1990年代，由于解严及台湾岛外主张独立的人士、或者过去因主张“台独”被国民党判刑的人士纷纷返台，“台独”成为反对国民党的重要诉求，部分“台独”人士加入民进党。1990年，民进党把大陆当作“具有敌意的准外国”。1991年，民进党将“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作为民进党的目标列进党纲。为了迈向执政之路，民进党于1993年首度提出“多元融合，族群共荣”原则。民进党主席施明德1994年7月向各国的驻台代表介绍民进党“一中一台”理念并呼吁各国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之后在1994年10月主张“金马地区应撤军，成为非军事区。”1995年施明德推动与新党大和解，对往后台湾社会政治变迁发生重要影响。
1996年5月民进党新生代发表“台独运动的新生代”纲领，对台湾独立运动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在岛内推动“从冲突导向”转向“和解导向”的“新国家”运动。即主张台湾独立是务实的政治主张，台湾独立不是因为台湾人四百年来受到外来政权的压迫，也不是基于台湾人对中国的仇恨恐惧，不是对过去的反动，而是对未来的展望。台湾独立不一定是以台湾为国家的名称，台湾独立将不再是反对运动，而是国家的整体目标。他们认为，凝聚台湾认同的共同基础，应该是选择更有普遍性、多元包容、未来导向的台湾共同体验，例如渡海来台、中国威胁、经济奇迹等等，才能营造台湾内部的民主团结。主张在台独的基础上全岛各种势力大团结，枪口对外，一致对付大陆。
至此，民进党中的新生代将民进党成立之初的假想敌由国民党转向大陆，并通过岛内和解的模式凝聚岛内民众的共识。1998年克林顿公开表达对台湾的“三不”政策时，民进党发表的声明中提出朝野应建立共识，寻求一致的国家利益基础，作为面对威胁最大的后盾。陈水扁1998年提出海峡两岸是“两个华人国家”，提出两岸两国，承认相近的文化与血统根源。他在2000年就职典礼上指出：“海峡两岸人民源自于相同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背景”，提到了中国人的智慧，并没有公开提“台湾人”概念。但在任职后期他曾表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2000年吕秀莲当选副总统后，也指出“如果一个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人就不是中国人”。当下台湾岛内出现的“中国人”、“台湾人”的认同之争，就是民进党长期操弄意识形态问题的直接后果。因为民进党的党纲是以“台独建国”为目标。所以无论如何修正，其“台湾人”内涵中充满的都是独立建国的“台湾民族论”。民进党不改变其“台独党纲”，则民进党主张的“台湾人”概念内涵就很难脱离“台湾民族主义”的性质。
国民党的“台湾人”概念内涵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移到台湾以后以“与中共仍在战争状态”为口实，藉助超越《中华民国宪法》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及镇压反政府活动的《惩治叛乱条例》在台湾维持其代表包括外蒙古在内的全中国疆域的虚构的政府。为了维持这个“法统”，被称为“万年国会”的国民党“中央民意代表”长期不改选，并且实行外省人掌握中央、本省人掌握地方权力的二元政治模式。国民党政权迁台湾之初，蒋介石一面宣称“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一面进行白色恐怖的清理左派势力活动，并对台湾社会的“台湾人”意识持高度警惕态度，对台湾本土语言、文化持压抑态度。所以国民党统治前期，虽然外省人指称1945年台湾光复以前的台湾本地人，会使用“台湾人”，或本省人，但那时的“台湾人”一词只具有单纯地域上的意义，并不包含政治、族群上的内涵。且“台湾人”一词是口语上使用为多，在政府公开场合很少使用。
国民党内最早公开提起“台湾人”概念的是蒋经国。1972年台湾退出联合国、中日恢复邦交、钓鱼岛事件等动摇了国民党“法统”的基础。以此为契机，一批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世代开始了要求分享政治权力与民主化为目标的挑战。他们要求国民党政权面对统治区域只及于台湾这一现实进行改革及“国家建设”。
1987年7月27日，蒋经国在宴请几位台湾人耆老时说道：“我在台湾业已住了四十多年，我也是台湾人了”，在台湾社会引起极大的震荡。自此，有关“台湾人”、认同问题的议论在岛内逐渐展开。曾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王作荣认为如果将蒋经国的“台湾人”之说与其本土化政策相连结起来看，他的“台湾人”内涵里边包含了希望台湾岛内族群融合、台湾内部整合及自己在台湾落地生根的意义，同时也可看到他此说也藉国民党的落地生根与族群融合而改变国民党外来政党的形象，强化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之目的。但从他过往言行而言，他的“台湾人”是中华民族下面的台湾人，是中国人的下位概念，因而也是一种族群性的概念。
1988年蒋经国去世，本省人李登辉继任总统。因为蒋经国晚年的开放政策使台湾社会面临巨大的转型。虽然李登辉晚年受到“台独教父”的批评，但如果我们今天用后见者之明研究李登辉当年的言行，却可以发现，当年李登辉的政策还是基本沿着蒋经国的路线在走，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情怀，并且企图在两岸关系上有所作为的。在继任之初，他利用台湾社会要求改变蒋家政权以来专制独裁统治、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权力分配不平衡、正视台湾社会要求将台湾的政治建构进行更适合台湾现实的转变的要求，以台湾社会的民意为武器，逐渐在国民党内政治权力斗争中取得胜利。在把握实权后，他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给占据台湾一省又声称代表全中国、在国际社会几乎得不到承认的“中华民国”给予定位的问题。即如何对台湾及台湾人下定义的问题。
李登辉在两岸关系上曾制定《国统纲领》，成立“国统会”，并一再表明统一、富强、民主的中国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1994年李登辉发表“反共不反华，反独不反台”的见解。1995年李登辉首度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概念。在1996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中华民族能历5000年而不坠，端赖优秀文化的维系”。“海峡两岸没有民族与文化认同问题，有的只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李登辉并呼吁：“海峡两岸都应该正视处理结束敌对状态这项重大问题，以便为追求国家统一的历史大业，做出关键性的贡献”。李登辉对“台湾人”的定位则强调共同的历史经验：“五十年来的祸福与共，已经让我们成为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体”。1998年，李登辉在马英九竞选大会上用“新台湾人”概念为马英九拉票。他的“新台湾人”内涵，正如他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提出的也就是强调共同集体经验的“生命共同体”概念的“台湾人”。虽然李登辉执政后期提出“两国论”，但其执政12年间，一直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民族”，所以他的“新台湾人”也是中华民族的台湾人，也就是中国人下位的台湾人。因而也是一种族群上的概念。
马英九在竞选“总统”之前，出版了一本《原乡精神——台湾的典范故事》。作为李登辉曾亲自向台湾民众推荐的“新台湾人”，他在书中表示，“新台湾人，应该拥抱一个包容、开放、充满生命力的新台湾，用这样的想像，向前行。”并在书中以一些台湾历史上人物小故事的评论方式，体现了他对台湾这个移民社会的认知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继承。所以，马英九的“台湾人”，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善良、正直、勤奋、诚信、包容、进取这一些传统的核心价值、深植台湾人本性里的「台湾精神”。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台湾人”不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概念，而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岛内政治斗争的产物，其内涵是随着各种时空环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日据时代文化抗日的台湾前辈们清楚地表明“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台湾人”，但那时的“台湾人”只包括台湾的汉人，并未包括其他先住民族群。战后主张“台独”人士在海外建构“台湾民族”的“台湾人”作为“台湾独立”的依据，但其内涵也曾经历了由不包括先住民族群、不包括外省人族群扩展到所有认同台湾、爱台湾者。“台湾人”概念在台湾岛内出现政治化倾向是国际政治变化与岛内政治斗争的结果。民进党因为将“独立建国”列入党纲，无论其“台湾人”内涵如何修正，都无法改变其“台湾民族主义”的性质。国民党的“台湾人”概念是中华民族的“台湾人”。已故历史学家戴国煇教授生前曾指出：“台湾民族是不存在的，但‚台湾人‛这一概念是有发展余地的。‚台湾人‛这一概念的生命力取决于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之内容。这内容不仅仅是台湾全体居民能接受，而且还必须是对岸大陆的平民百姓也能接受的、富于魅力的内容，否则没有生命力，也不可能持久的。”台湾居民是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大陆移民的后代，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大陆改革开放前，台湾曾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实验基地及瞭解中国的窗口。现在台湾岛内出现的“台湾人”、“中国人”认同之争，是近三十年来岛内政治斗争及两岸关系、国际政治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现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所言：“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这个造句真的很奇怪。我是台湾人，跟我说我是中国人，这两个不冲突”。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7月号，总第2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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