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单边主义政策。这届美国政府以减少在全球议题上所谓“不必要的浪费”等为理由，退出了一些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多边机制，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巴黎气候协定等，还退出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这种单边主义行为不仅遭到西方盟友的强烈批评，而且在美国国内也受到严厉批评。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撰文指出，当前美国政府的不可预测性，正让更多人怀疑美国的可靠性；美国现在被认为是国际秩序的最大扰乱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说，“多边机构使国际合作更便捷，使政策承诺更具可信度，且能够监督政策的执行过程。不幸的是，在过去这一年，美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州政府表示，要继续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
发出捍卫经济全球化的理性声音
与杂乱和非理性的逆全球化声音相比，批判逆全球化的声音更为一致和理性。这些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从历史趋势角度出发，认为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交往扩大和深化的过程。全球价值与生产链所形成的复杂联系，铁路、船舶、飞机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人类以不同的形式在世界各地迁徙，科学技术的不断扩散，促进了活跃的经济行为、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深入的国际合作，任何行为体或国家都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孤立发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前编辑比尔·埃莫特认为，西方人自己发明了全球化，而当前美国的方案恰恰是在妖魔化自己的这项发明。
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增长和繁荣。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为全球化辩护》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逆全球化将全球化错误地视为零和博弈，是在反对消除全球贫困。他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是全球化使世界经济不平衡程度下降。这不仅能够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反映出来，在亚洲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乃至世界其他地区都有体现。全球商业委员会主席保罗·劳德席纳认为，全球化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生活越来越丰富，信息、机会与选择越来越多。全世界年轻人的世界主义情结日益增长，与长辈相比，他们对多样性问题、环境管理、通过非军事途径参与国际事务显得更积极。全球贫困和传染病正在以世界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回落。
从经济全球化中政府的能动性出发，认为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是如何管理这一过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明确指出，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是如何管理这一过程。美国知名印度裔记者法里德·扎卡利亚在《为全球化辩护》一书中指出，结束跨国贸易对最贫穷者打击最大。应对全球化中的不平衡、不公正，需要的是明智、有效的国家政策，而不是全球化的重大逆转。这些国家政策包括成本高昂的教育、技能培训、再培训与基础设施建设等。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的托尼·裴恩教授在《去全球化还是重新全球化》中为中左翼者提供了应对逆全球化的方案——重新全球化。他认为，至少从理论上讲，还可以设想另外不同的全球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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