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东方主义作为一个处置东方，它是透过陈述对东方的看法、提出有关的权威观点、描述东方、教授东方、安顿东方并统治东方等方式而存在的集团制度。简而言之，东方主义便是为了支配、在结构并施加权威于东方之上的一种西方形式。在这个较为具有历史性与物质性的面向中，我们可以看到被东方化了的东方如何反过来影响、控制、改变真实的东方。
在西方实际统治东方的殖民历史里，我们可以看见东方主义的存在与流变，它是如何与实际统治东方社会的操作相得益彰，其中一开始是东方主义主导了统治模式，而实际统治的经验则反过来强化东方主义。东方主义绝不是一系列僵固的观点与概念，它是在西方与东方接触的过程中，获得局部的强化或是部分的更新，这套知识系统，它主要的预设思维从未受到真正的挑战。
但不可忽略的是，欧洲东方学兴起的时间点，正好是西方帝国主义发达起来的时候，东方主义始终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发展而向外扩延，可以说，东方主义是应和着帝国主义的兴起而勃兴的。
另外，东方主义的另一个比较受批判的是，西方在述说东方的同时，东方总是沉默的；这并不是因为西方学术昌明、或是他们的理论高明无可反驳，而是因为在西方与东方的权力关系中，西方总是处于绝对的强势，来自西方的知识也挟其全面的权威感，在东方定义了东方，即使那是关于东方的论述，也总要被西方所定义。
因此，总结东方主义的意涵，其实就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东方是被西方所定义出来的产物，它带有西方种族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色彩的偏见，除非东方国家脱去东方的本质，否则再怎么变化，东方还是西方人眼中不平等的东方。
在这种现实下，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走向“脱亚入欧”的政策，让日本在二次大战后可以跟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平起平坐。而韩国也在二次大战后企图摆脱“儒教”思想，大量引入西方基督教信仰，让南韩变成是东方唯一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国家，这也就取得美国的信任，长期以来，南韩就一直有美军的驻扎与保护。
有了日本和南韩受到美国永久保护的例子，台湾的民进党过去以来一直推动“去中国化”，何尝又不是想学日、韩，也期望来个“脱中入美”，以便在寻求独立之后，可以取得美国保护的正当性。所以，日本、南韩、台独是否为东方国家，本质上并非是这些国家和势力所自行界定，而是由美国来界定他们的属性，这也是民进党会越来越亲美的主因。
三、美国的偏见与中国的反击
中国处理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一个转捩点，即是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这种不寻常的处置方式，随即引起国际社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一天，世卫组织（WHO）秘书长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称尚未决定是否将新冠肺炎疫情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因为这关系到各国对中国疫情所采取的反应，不可贸然下决定。不过在此期间，北韩已经暂时禁止中国人入境，蒙古、菲律宾、哈萨克等邻国收紧对中国旅客的签证和入境城市，美国、日本、新加坡更率先派出班机开始撤侨。
1月30日，谭德塞再次露面，确认全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但声明不建议实施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此时，已经有18个国家出现了新冠肺炎病例。但是，不管世卫组织如何建议，这种定性几乎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连锁反应。
美国把对中国旅行的警告提升到“红色”，即不要前往。1月 31日宣布美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并禁止14日内到过中国的非美国公民入境，所有来自中国的航班都只能在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三个机场降落，大量航空公司宣布暂停前往中国。俄罗斯也在这一天关闭远东地区和中国接壤的边境线，并暂时禁止中国人入境。
随后几天，澳洲、纽西兰、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等国家都纷纷采取了相似的禁入措施。与中国人员来往密切的国家中，日本、韩国采取较为温和的措施，仅限制14天内去过湖北的外国人入境，只有加拿大没有宣布任何禁入政策。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动态讯息，直到2月11日已经有128个国家或地区制定了针对中国疫情的管制措施，除了直接禁止入境外，还有关闭航班、限制签证、14天强制隔离等政策。
可以说，在中国大陆全力抗击疫情之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已经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特别是美国，在世卫组织还没列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前，美国就率先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是“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更最早祭出对从中国大陆返美的美国公民实行隔离。
尽管如此，但是当民主党人批评川普对疫情 反应迟钝时，他还指责有人歪曲夸大了病毒的规模。川普表示，每年美国死于流感的人数在2.5万到6.9万之间，“惊呆了我”，相比之下，只有2700人死于新冠肺炎。他还表示，目前尚不能确定冠状病毒的致死率是否高于流感。
川普的反应显见美国政府轻忽疫情的态度，一直到3月中美国新冠肺炎快速扩延以后，川普政府开始显得束手无策，导致美国股市也跟着惊慌失措，道琼指数在3月中的几天内接连大跌近万点，甚至跌到一开盘就触动熔断机制。
美国政治人物对疫情的轻忽之外，有些甚至还抱持幸灾乐祸的心态。例如，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就表示，“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可能加速工作回流北美”；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则视疫情为是，“对美国允许太多工厂迁到美国以外地方生产的严酷提醒”。尤其是在中国经历SARS、非洲猪瘟等疫情后，现在又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这是企业必须考量的供应链风险。
另外，美国对中国疫情抱持偏见之处，还可以从病毒的命名看出，在世卫组织已经将新冠肺炎命名为Covid-19之后，美国的官员还是以“武汉病毒”来称呼这个疫情。包括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内，一些保守派政治人物和官员仍在使用“武汉病毒”。共和党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在参议院会议中更是频繁使用这个词，另一名共和党众议员戈萨尔(Paul Gosar)在宣布他和几名幕僚，曾在保守的政治行动大会上接触一名检测阳性的与会者时，所用的也是“武汉病毒”。
事实上，世卫组织定名为Covid-19，主要就是为了避免对起源地武汉刻意的污名化，但是这个关于冠状病毒的推荐术语，并没有扩展至政界的各个角落。反而是广泛使用“武汉病毒”的美国政客，在网上引发一阵批评，称他们是排外和种族主义者，将一个最初在中国武汉发现的病毒与地域捆绑起来，导致对华人的持续污名化。
加州民主党人刘云平(Ted Lieu)就在推特上说，这样的用词正是导致病毒在美国传播的“那种短视心态的表现”。其实，关于种族主义、冠状病毒与党派政治的争论越来越丑陋，这正是2015年发布更严格的命名原则以来，卫生官员一直试图避免的那种地缘政治争吵之因。但是，美国的政客却没有收敛这种偏见，只要对中国不利的事物，他们就偏爱用具有偏见的称呼来刷存在感。
尤其是在3月11日，美国疾控中心（CDC）主任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承认，在美国确实有一些流感死者，实际感染的可能是新冠肺炎。这是美国众议院委员会针对美国的新型冠状疫情举行的听证会上，众议员哈雷·罗达（Harley Rouda）问雷德菲尔德，在没有检测试剂的情况下，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些容易感染流感的人，也许在其实际感染了什么这件事上，被错误地归类了？是否很有可能，他们实际感染的是COVID-19（新冠肺炎）。
雷德菲尔德在听证会上亲口证实了美国可能才是新冠肺炎的起源地，如果新冠肺炎真的是起源于美国，那么武汉人就不用替美国人背黑锅了。
因此，在疫情稍歇之后，中国外交部开始反击，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中批评：“个别美国政客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世卫组织的决定，迫不及待地藉新冠病毒对中国和武汉进行污名化，中方谴责这种卑劣的做法。”而在另一场记者会上他又说：“国际社会自有公论。蓬佩奥诋毁中国抗击疫情努力的企图不会得逞。”
而中国外交部对《华尔街日报》使用“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标题，则采取了更严厉的做法，驱逐了该报北京分社的3名记者。川普政府为了报复，也对中国5家主要官媒（包括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在美国的中国籍雇员人数进行限制。这反过来再次激起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责美国虚伪，并暗示中国将采取更多针锋相对的行动。她在推特上写道：“现在美国开玩了，咱们就玩一场吧。”
华春莹使用的是推特，被认为这是中国公共外交攻势的一种新形式，这个去年在中国已经成形的外交攻势，华春莹继续使用它来回击批评人士，看来已经摆出不服输的姿态。可见，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怕西方的傲慢与偏见，也看清了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想要改变美国对中国人的偏见并不容易，只有采取对美国以牙还牙的舆论战，才是大国间真正的较量。
虽然，这种外交舆论战不可能因为疫情的结束，就改变美国人的偏见，但是中国能够在全球公共领域正视西方普遍存在的东方主义，也许更能替东方人，特别是华人争一口气，这才是中国崛起所该改变的国际规则。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4月号，总第26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