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正如美国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在提倡全民基本收入时所指出的，随着各领域自动化的发展，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抵消技术性失业的影响，帮助低技术工种劳动者参与技能培训等。技术性失业指的是技术变革造成的就业机会的丧失，这已经对世界各地大量人口的工作生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安迪·斯特恩在著作《提高待遇：全民基本收入如何重振经济》一书中列举了许多技术性失业的案例：从汽车工厂生产线到农场挤奶机器，从癌症检测仪到智能家电维修机器人，从机器人警卫到机器人酒保……尽管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新技术提高了经济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廉价商品的供应从而刺激购买力，扩大了市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用新技术取代人力以缩减成本的时代，拥有特殊技能和高等教育的工作者更有可能创造和获得价值，而只能提供普通技术或无技术门槛的劳动的工人将逐渐让位于机器。
最后，在新自由主义的版本中，全民基本收入同样能解决许多现有的问题，如削减政府在福利方面的支出，简化福利系统，裁撤相关部门的冗员，实现小政府的构想，这也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呼吁的。坚定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查尔斯·默里也将全民基本收入视作福利国家最有效的替代方案。这也导致了一些左派人士的忧虑，他们担心右派政府可能会借此取消或大幅缩减福利，从而抵消了全民基本收入为劳动者带来的利益。另外，一直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在较贫穷国家完全可以替代现有福利系统，因为全民普遍的特点可以降低行政成本，不需要反复收集、核对数据，同时还可以改善再分配的政治经济，大大减少福利发放过程中的腐败和其他滥用权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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