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国家能力
在美国几位重量级国际关系学者的眼中，这次“国家能力”也是被讨论相当多的议题。例如，福山就明白地指出：“判断国家是否有效应对危机的分割线，不应简单地将集权政体置于一边，而将民主政体置于另一边。相反，将会出现一些高效的集权政体，与另外一些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集权政体。民主国家之间也会面临类似的差异。政府绩效的关键决定因素将不是政体的类型，而是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
而在〈坎文〉中，也直指“白宫、国土安全部、疫控中心这些关键部门的失误，削弱了人们对美国治理能力的信心”。“在过去的70年中，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仅建立在财富和实力上，也是依托于美国国内治理、全球公共财的供应、召集和协调全球危机回应的能力与意愿所带来的合法性。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在考验美国领导力的三个要素。目前来看，美国没有经受住考验”。
另外，〈艾文〉中也提到：“若中国通过控制疫情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所谓民主的、权力分散的美国政府还仍在疫情里不断挣扎，那么美国对中国过去采取措施的反对态度，在许多人听来就会像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所以，〈艾文〉更明白地说：“美国要明白，面对自己失败的丑陋事实，美国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和中国的成功”。
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应对新冠疫情从初期的松散，到后来疫情蔓延到美国全境，这说明了美国防范新冠肺炎的国家能力不足，也说明特朗普政府的治理能力不及中国。当然这也引发到底是民主体制或专制体制治理能力孰强孰弱的争论。
这个问题就像〈奈文〉所说的“病毒不问国籍，不分国界”，也就是病毒本身不会分什么民主体制或专制体制。这也呼应〈福文〉所称，政府防制新冠肺炎的绩效不在体制，而是在国家能力的问题。
但是，由于台湾的防疫能力成功，不仅被各国传扬，台湾的驻英代表林永乐更投书《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说：“台湾这次对抗新冠肺炎的经验证明，不用威权国家的专制手段，民主国家仍可以成功对抗疫情。比起中国专制手段，台湾是管理流行疾病的更好民主模式。”
如果是如此，那么防疫是否有“台湾模式”存在？任职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台籍研究员邱贞嘉就认为，所谓“台湾模式”，应该就是指“专业领导、重视科学资料、中央与地方协调”。
问题是“台湾模式”是否就是真正的“民主模式”？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罗智强说：“新冠肺炎的威胁已造成台湾人民焦虑、经济萎缩、百业萧条，唯独民进党滥权、扩权、违反民主法治的行径更为猖狂，民进党政府在防疫掩护之下，掌握空窗期，企图在520就职前，就加速政治‘超前部署’，建立‘新威权’体制。”也就是，台湾防疫成功并非单纯的是民主体制的问题，其中还渗透着从去年民进党操作“抗中”的选战策略，对陆客、陆生与在陆台胞可以采取完全禁足的“杀无赦”的手段，这也让民进党所宣扬的“人权价值”遭到质疑。
事实上，民进党政府在防疫的策略上，也是采取威权的手段，这不仅只是对大陆方面，像是在2020年清明连假期间，台湾11处景点和夜市人潮爆满，防疫中心立即提出警告，让人潮一下就消失不见。而当一名酒店公关成为确诊病例，全部的有女陪侍的酒店、舞厅等都被下令暂停营业。这种一声令下，全部封杀的手法，虽然不比武汉全面“封城”的做法严厉，但同样是一种威权的操作模式，不用五十步笑百步。
反观，美国、欧洲，甚至是澳洲在疫情肆虐之下，最后也不得不采取封城、封州的做法，完全民主的防疫做法，只是一种真空的模式，不可能真实存在。这也印证福山称防疫无关体制问题，而是国家能力问题的说法。
三、论国际秩序
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最关心的当然还是“后新冠时代”国际秩序的问题。在〈季文〉里，季辛吉呼吁：“无论这场抗击危机的战斗多么浩大、多么必要，都不应挤掉这个紧迫的任务：为过渡到后新冠时代的新秩序建立一个平行机制。”他认为这个平行机制可以藉鉴“马歇尔计画”和“曼哈顿计画”的设计经验。而相关的课题包括：第一，增强全球对传染病的抵御能力；第二，努力治愈世界经济的创伤；第三，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
在〈坎文〉中也忧心地提出：“当华盛顿方面踌躇不前之时，北京方面正迅速巧妙地利用美国的错误所带来的空窗期，填补真空，成为应对这场大流行的全球领导者。中国正努力宣传自身制度，向他国提供物资援助，甚至组织其他政府抗疫。中国明白，如果其他国家将自己视为抗击疫情的领导者，认为美国没有这样做的能力或意愿，这种观念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21世纪全球政治和领导地位角力中的位置。”
这是因为当美国疫情严重泛滥之时，中国却已宣告抗疫战斗胜利。大规模隔离、交通停摆、全国范围内日常生活基本停止，这些措施因控制疫情扩散得到赞誉，习近平还因此特别到武汉视察。尤其是当武汉“开封”之时，美国的确诊病例却超越全球，让两国战疫政策形成强烈的对比。
另外，〈奈文〉中也提到：“美国和中国能否持发展的态度促使双方合作，这体现在为处理全球性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上提供全球公共财，同时又在传统大国竞争领域中角逐？美国能否对‘合作的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运用自如？夸大恐惧和分析最坏情况也许会让这种平衡政策变成无稽之谈。”
当然，美中该如何应对疫后世界，〈奈文〉指出，当前的新冠病毒危机是一场考验。首先，双方应同意缓和降温舆论战。第二，应该认识到，如果1918年（西班牙流感）是一个先例，应该有前车之鉴，在那第一波浪潮消退后看到新冠病毒未来的浪潮，并且必须更好地为此做好合作准备。第三，新一波新冠病毒的浪潮将会冲击更加贫穷的国家，这些国家应对能力更弱。出于自身利益和人道主义的原因，美国和中国对于共抗疫情应共同对联合国新基金（a new UN fund）宣布提供慷慨捐款，此项捐款对所有国家开放。第四，考虑到人类对这种新冠病毒仍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应该恢复10年前科学家们和医学专业人士之间的密切联系网。更好的应对办法是，增加一个由美中高层领导人担任主席的关于新冠疫情高级别委员会，以提供政治上的便利，废除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
可以说，“后新冠时代”国际秩序的建立，还是有赖美中的合作。大陆学者黄仁伟就认为，国际体系的新趋势开始出现，朝着未来世界新体系的新秩序方向在走。如果能够成功控制疫情，需要有成功的国际治理模式；如果这个国际治理模式不能出现，疫情控制就会失败，而且会非常严重。这就看大国如何选择了。
事实上，以欧美国家在抗疫的过程还是不断出现“反中”的声音，还是让人对“后新冠时代”国际秩序的建立不容乐观。这就像黄仁伟所说：“疫情在世界范围大流行以来，反华浪潮迅速上升，并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在欧洲已经出现了，丹麦总理直接拒绝中国的援助，义大利拿了中国援助后媒体还在骂我们。欧洲反华情绪由从民间排华到舆论攻击，再到欧美可能联手。如果欧盟成员国越来越多走到另一面，反华情绪就转化为中欧关系的倒退了。美国舆论就更负面了。特朗普和蓬佩奥、彭斯带头辱骂中国，而且有社会基础。反华排华浪潮一旦出现，就会来第二个问题，大量华人要从海外回中国。这又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后果以及疫情的二次爆发。”
在这种现况下，蔡英文政府却不自觉，以为只要自己亲美，就不会被列为“反华排华”的对象。所以绿营网军不仅攻击大陆的防疫政策，也大举加入攻击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的行列，这引发谭德塞的不满，大骂台湾人对他人身攻击，台湾人充满种族歧视的心态。
对此，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则声援谭德塞表示，“关于世卫组织涉台问题，我们已经多次表明立场。民进党当局‘以疫谋独’不择手段，恶毒攻击世卫组织及其负责人，纵容绿营网军肆意散布种族歧视言论，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朱凤莲还强调，奉劝民进党当局立即停止政治操弄，藉疫情破坏一个中国原则和谋求加入世卫组织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
民进党想要加入世卫组织，这是众所皆知的事，但是以不文明的手段进行人身攻击，是否真的能达标，恐怕只会离国际组织越来越远。
尤其是如果全球“反华、排华”的浪潮一起，台湾人是否就可以马上变脸成为白人，而不遭排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民进党政府若想一再操弄网军抢占国际空间，恐怕最后台湾人民也会在“排华”的浪潮中一起沈沦，这是蔡政府不得不深思之处。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5月号，总第26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