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现代世界的“复活”，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的一系列重大转向有莫大的关系。政治方面，冷战的大背景下，标志性的1968年由一场“五月风暴”点燃了多个国家的反抗运动；经济方面，二战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快速增长和繁荣期行将结束，中东战争、石油暴涨、滞胀的并存，让红极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颜面扫地，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在这一时期相继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就宣示着某个转捩点的到来；精神文化方面，思想界在整个七十年代掀起了一股后现代主义的转向，罗蒂、德里达、利奥塔、哈贝马斯等人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相关论域的重量级论著问世，总的特征是解构主体性、质疑理性、鼓吹相对主义、反对基础主义和还原主义、去中心化。凡此种种，各个领域既存“权威”的不稳定性和范式革命的历史大势，都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思想界的“复活”，创造了极合适的气候条件。
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历史巨轮快速驶过之时，留下了纷繁复杂的各类社会问题的残迹，弱势群体的社会被剥夺感与阶层断裂的风险增大，这是早期相对激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重返当下的社会基础。据此，我们似可认为，无政府主义的重出江湖，是各扫门前雪、本国优先的国际大气候和社会问题驱动下各具特色的地方性民族主义的国内小气候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
如果从前述对无政府主义发展脉络的梳理来看，斯科特将难于归类。他自己的解释则是，之所以对无政府主义产生兴趣，是因为其青年时代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觉醒中产生的希望和憧憬，遭逢历史与现实的迎头一击而终致幻灭：“其实就每一场成功的革命来说，其最后造就的国家政府都要比它所推翻的更加强力。”（《六论自发性》，第2页）这促使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去接近和借助于无政府主义的透视方式和观察角度（而不是一种系统的无政府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采用一种过程取向的、作为行事方式的无政府主义。
斯科特明确地与三类无政府主义主张划清界限。一是技术派。这些人是天真的科学主义者，他们相信理性和知识的进步将把人类超拔出现有的困境，物的管理会取代政治，政治世界的基本命题将被简化为一场技术治理。由此，国家不再必要。在斯科特看来，这过于幼稚，物质丰富远不会取消政治，只会把政治斗争的领域向纵深拓展。二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