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亓蕾认为，草案对于“合理使用制度”的规定增强了实践中法条适用的确定性，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草案未采纳“合理使用”适用的兜底条款，限制了法院对适用情形的扩张裁判；明确了“三步检验法”是对于合理使用制度的判断；规定“三步检验法”是对于12项具体列举情形的考量标准。未来草案修订，应当注意立法语言的规范并防止修法过程中的制度信息丢失。同时，对于“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的规定”仍有待完善，因为阅读障碍者是一个医学判定词概念而非法律词汇，法官对此难以作出合理认定。
权利滥用易遭误解
宽泛条款适用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保护著作权人的著作权法，在本次修订中增加了“不得滥用权利影响作品传播”的规定，并辅之以配套的处罚条款。
对此，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丛立先认为，通过行政执法规制著作权人行使权利的行为缺乏立论基础。首先，著作权滥用条款本质上是对于著作权的限制，但既有规则体系中已经有更为成熟和可行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无需额外规定这个抽象条款。其次，纵观世界各国立法，都没有这种规定，这一修改容易造成国内法和域外法以及国际条约的冲突。最后，著作权行使本质上还是一个私法问题，可以通过合同的方式由当事人加以约定，“直接引入行政执法和处罚不具有科学性，行政机关面对民事权利应当保持必要的谦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琛直言，这一规定容易造成立法重点的偏移，引发社会公众的误解。当前我国的现实应当是应对不断严重的著作权侵权事实，加强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而非限制著作权的行使。对于著作权行使的规制应当首先在私法框架内加以解决，草案跳过私法规则，直接配套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具体罚则，并不合理。作为知识产权中最可能存在权利滥用的专利权，现行法也只是规定了作为民事规则的“强制许可制度”，并未涉及行政处罚规定。
权利滥用条款及其配套罚则容易“扬行政执法之短”。“行政部门的长处是在对具体问题的技术性认定上，而非对著作权合理行使这一复杂的法律问题的判断之上。”李琛提醒，必须警惕“权利滥用”实际上最容易被滥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