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案中，劳动者本来就是弱势方，受伤后更处于不利地位，涉事律所代理诉讼拿到了一半的高额赔偿金，远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明确的收费“天花板”，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难免给人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吸金”之感，也无助于律所良好形象的维系。
这倒不是说，要完全从道德角度看待对工伤赔偿案件风险代理现象。虽然不容于法律，但此举客观上确实起到了维护农民工权益、为其伸张正义的作用——比起农民工维权无门，有人帮他们显然是更优选择。考虑到工伤赔偿案件囿于农民工没有合同与证据意识等因素，胜诉率不算很高，律所或律师代理也会冒不小的风险——如果打输了官司，也是白忙一场；且不管结果如何，律所在此过程中都付出了不小的时间成本和专业能力。一味对律师进行道德苛责，无益于从根本上解决此类现象。
更积极的办法，是正视农民工维权和律师的双重困局，正如某些专业人士指出的，要实现弱势群体维权和律师合法收益这种双赢，不妨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可以考虑将工伤赔偿列入收取风险代理收费的范畴，并明确规定律师只能收取较低比例。同时，则加大对工伤赔偿类案件的法律援助，通过由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工会法律援助及律师公益性法律援助等方式解决难题。
具体到此事，律所不是扶贫机构，却也不能成为“趁人之危”的“吸金兽”。当然，如何为工伤赔偿案件打开一条“绿色通道”，为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减免诉讼费用等“救济”，也应成为立法者考虑的现实课题。毕竟，保护劳动者权益，也应从法律条文照进现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