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够在小说中阅读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女性对理想男性的想象，对情感范式的认知，从而认识到她们自身现实与心灵的处境，女性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和生命状态。简·爱与罗切斯特的情感关系虽然蕴含着罗曼史的叙事传统和哥特小说的元素，但其独特之处，如美国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所言，“就在于自始至终以精神上的平等为基础和前提”。简·爱的自尊、独立意愿、实践平等的意志力，正是打动罗切斯特的品格。简·爱通过自己逃离桑菲尔德的选择，响亮地宣布真实而平等的重要性。尽管她的道路可能孤独艰辛、障碍重重，但至少它代表着希望。最终，简·爱作为叛逆性的化身，激励着后世无数女性踏上追寻自我的成长之旅。
艾米丽在三姐妹中最为羞涩敏感，却也最为倔强、特立独行。童年时代父亲讲述的爱尔兰神话传说，以及比利时求学期间霍夫曼笔下的怪诞故事，给予她无限的想象力。这些成就了深具哥特风格的传世之作——《呼啸山庄》。小说通过多视角的迷宫化叙事结构，以极端的爱恨和由此引发的复仇，一扫维多利亚时期盛行的感伤主义情调。凯瑟琳与夏洛蒂、简·奥斯汀等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体现出超越时代的现代性特征。凯瑟琳追求自我的漫漫征途经历了“自我迷失、自我苏醒、自我毁灭”的迂回曲折，其灵魂的分裂矛盾与社会的变革洪流、女性的觉醒抗争完美契合，从而成为嵌入世界文学史的经典人物形象。
英国作家毛姆赞叹《呼啸山庄》极具感染力，“把爱情的痛苦、迷恋和残酷如此执着地纠缠在一起”，并以惊人的力量将它描绘出来。希斯克利夫的桀骜不驯、粗暴残忍，凯瑟琳的任性独立、激愤无望，双重性格的人物塑造、离奇的情节设置，一切都与小说的悲剧氛围相得益彰。法国哲学家巴塔耶认为，艾米丽“从恶的深渊里吸取了切实的教训。很少人比她更严谨、更勇敢、更正直。她对恶的认识最彻底”。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强烈而动人的情感背后，是毁灭和死亡的隐现、反叛与决裂的求索、理智和永恒的追问。
艾米丽既是天才作家，也是出色的诗人，她生前共创作了193首诗歌。娇艶欲滴的石楠花，摇曳生姿的风铃草，幽暗的溪谷，冰冷的岩石，万物皆为其灵感的来源，四季在诗句中流转显影：“在阴霾的十一月，／唱出五月的歌声；／他们复燃了灰烬／变成不会消损的热情。”她勾勒枯荣更迭的自然，摹写冷峻阴郁的景物，将自由不羁的生命与夜色深沉的荒原交融在一起，辽阔雄浑的旷野激发出诗人的韧性：“头顶是层层叠叠的乌云，／脚下是无边的荒地，／但一切阴郁无法撼动我半分；／我不能，也绝不离去。”她歌颂奥古斯塔与朱利斯逾越生死的永恒爱情：“当你最终被销蚀一切的时间所隔绝，／唯一的爱人啊，我何曾忘了爱你？”；也拥有雪莱等浪漫派诗人的豪情壮志：“我的灵魂绝不懦弱，／在世界上的风暴频仍之区也不颤抖忧虑”。夏洛蒂坦言艾米丽的诗歌特征为“奇特强烈的哀婉情调”“精炼有力、清澈明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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