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廷对遣唐人员发[~符号~]、绵、布等作为入唐费用。留唐期间，外国来宾衣服食宿都是朝廷免费招待。《唐会要》记载对外国学生“衣粮准例支给”。《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僧荣睿等蕃僧，“入朝学问，每年赐绢廿五匹，四季给时服”。各地方有时还有破例优待，学问僧在途，有时也能得到布施，但这只是一方面。学问僧朝拜圣迹，寻师问道，游走各地，有时也很窘困。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和圆珍《行历抄》这两部留唐日记，留下不少这样的实例。有时“主人极悭——乞一盘菜，再三而方与”，“一撮盐，一匙酱酢，非钱不与”，“不许客宿”，且“再三嗔骂”。一行四人的行李，雇人挑，雇驴驮，一天行二十里，三驴每天得付150文。渡河每人5文，驴每头15文。他们也要担心衣食无着。为取得通关文件，要“托有力人用物会计”。住店要付房租，住寺得助缘香火钱，办事托人要通关，巡礼需要旅费，从师要出学费，收罗资料，也须费钱。空海代笔的《为橘学生与本国使启》说橘逸势在唐“日月荏苒，资生都尽。此国所给，衣粮仅以续命，不足束修读书之用”。这种情形，在当时应该不是个例。
但他们依然遍访名寺。长安各名寺之外，最澄、圆载、圆珍到天台，灵仙、圆仁到五台，普照、荣睿、玄朗、玄法等人到扬州，还有越州。入坛灌顶，研习经论，接受禅法佛法；求取内外书，除求赠外，也省吃俭用购买。《旧唐书》就说他们“所得锡赉，尽市文籍”。他们还大量雇人抄写，自己抄写。空海《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自述“衣钵竭尽，不能雇人，忘食寝劳书写”。《与本国使请共归启》也说他“忘飡耽读，假寐书写”。2004年10月西北大学博物馆征集收藏有井真成墓志铭，记述这个日本养老元年（717）随第八次遣唐使来唐的留学生“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而突然去世。在窘境中强学不倦，不是个例。他们带回大量佛经和文学经籍。空海携回日本就有不少唐人诗集和诗文作法类书，回日本后因此编成《文镜秘府论》。和唐文人交往，空海不论在福州还是在长安、越州，都有文学活动，在越州，有朱千乘等人赠诗。最澄回日本，台州吴[~符号~]等九人赋诗相送。栖白、皮日休、陆龟蒙、颜萱与圆仁、圆载都有赠诗。晁衡与王维、李白、储光羲、包佶、赵骅等诗人的交往更为密切。
这和唐本土文人的诗路之游不同。要在有限的留唐时间里，完成求学求法的使命，日本遣唐留学生、学问僧没有从容潇洒的名山漫游，没有闲逸宁静的隐逸之游，当然，也没有宦游和贬谪之游。这是一条在风浪里艰难搏击之路，在窘境中强学不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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