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加快绿色转型。能源问题的核心是安全保障，当今世界依然高度依赖化石能源，而二氧化碳排放又主要来自化石能源消费。特别是在中国，煤炭是化石能源消费的主体，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70%以上，能源结构转型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减煤、稳油、增气、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即通过多元化、低碳化、电气化等方式，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转型发展。要继续加大煤炭的清洁化利用，推广先进燃煤发电技术，适度发展煤制油、煤制烯烃产业等；继续加大中国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扩大石油、天然气储备能力和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加快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有序推动低碳能源对高碳能源的替代、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构建本土化、区域化的可再生能源供应体系，以能源的清洁低碳转型支撑后疫情时代的绿色经济复苏。
（二）多能互补提升利用效益。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协同发展问题，有效实现多能互补、集成优化。实现多能互补需要从能源政策和智能化技术两个层面入手。在能源政策上，应坚持能源结构的清洁低碳化及多元化方向，鼓励按照不同资源条件和用能对象，采取多种能源互相补充，缓解能源供需矛盾，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在智能化技术上，面向终端用户电、热、冷、气等多种用能需求，因地制宜、统筹开发、互补利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建立一体化集成供能基础设施，实现多能协同供应和能源综合梯级利用。同时，发挥大型综合能源基地的风能、太阳能、水能、煤炭、天然气等资源组合优势，建立多能互补系统。多能互补不是简单的能源叠加，而是借助能源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按照不同能源品位的高低进行综合互补利用，统筹安排各种能量之间的配合关系与转换使用，以取得最合理的能源利用效果与效益，全面提升能源系统整体效率。
（三）发挥绿色金融对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绿色金融是适应绿色发展而诞生的金融服务业务，在推动能源转型、绿色复苏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显然，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和绿色转型，只依靠政策推动、政府财政投入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社会向新的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进行有效的投资。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的绿色产业投资需求约2万亿元人民币，而财政资金只能满足10%～15%的投资需求。全球绿色发展的投融资需求在未来10年可能达到数十万亿美元。这些投融资需求除了政策引导外，仍需要整个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支持才能得以满足。绿色金融可通过鼓励绿色投资、抑制污染性投资引导资金更多流向绿色低碳领域，优化资源配置。绿色金融持续加大对绿色领域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投入，并以金融力量倒逼绿色技术创新。绿色金融在发挥支持作用的同时，也通过金融引导形成对未来气候、环境风险的预警。
（四）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绿色转型数字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进低碳技术应用和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要求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抢占低碳科技高地将是未来一段时间赢得发展先机的重要基础。中国政府有必要将低碳科技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低碳能源、低碳产品、低碳技术、前沿性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碳排放控制管理等开展科技创新。随着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已持续下降，先进储能技术、氢能技术、电气化技术、数字化技术等正快速发展，一些技术成熟、市场吸引力大的项目，开始进入规模化发展，成为能源转型与绿色复苏协同并进的成功案例。
（五）做好中国能源政策的优化与平衡工作。能源政策在能源转型中起着基础性、导向性作用，直接影响着能源供应和消费方式，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在“十四五”及未来更长一个时期，中国的能源政策必须适应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深入推进“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立足国情实际和发展阶段，坚持稳健务实、协同灵活的政策导向，推进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依然存在着能源管理体制上一些政策相互冲突和矛盾，执行协调难度较大。下一步，要加强政策统筹，增强协调性，形成有效合力。特别要加强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调节，促进供需动态平衡。同时，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在发展阶段、经济实力、资源禀赋等方面有较大差距，应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国家层面加强统筹协调，提出不同区域的重点任务和阶段目标，鼓励那些经济发展水平高、绿色发展基础好、生态文明创建积极性高的地区，成为能源转型、绿色复苏及碳减排的“领头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