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章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从而加快整体实现现代化步伐，这是一个富有制度绩效的战略决策。区域协调发展将以更有效的“扩散效应”的释放，带动更广阔的区域空间的同步发展；将以更大的跨区域市场的形成，促进要素低成本高效益的自由流通；将以区域协同发展的“邻里效应”防止“极化效应”的形成与加剧。粤港澳大湾区在区域协调发展中也将是一个从体量到能量到质量均处于高位的“能量释放源”。
区域协调发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行政区划与区域一体化的矛盾，这对粤港澳大湾区尤为重要。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即“9+2”行政区划构成。相对于环杭州湾大湾区、渤海湾大湾区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是唯一囊括两种体制三种关税的区域。所以粤港澳大湾区成功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不仅对自身发展具有价值，而且对其他湾区乃至区域间协调发展都将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区域利益共同体”的发展理念，粤港澳三地应该在已经确立的合作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粤港澳联席会议制度和各类专责小组的功能，构建粤港澳三地政府层面的协调机制和对话机制，妥善安排粤港澳大湾区内诸如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装备设施布局、重点产业创新合作等方面的协同问题。只有确立、提供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协商机制这一公共物品的供给，湾区内对外贸易、金融服务、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具体合作才能切实做到统一规划与各城市的自主行动有机结合。另外，粤港澳三地应该协商成立湾区公共服务平台，统筹安排湾区内劳动力流动、居住就业、创新创业等民生问题，实现湾区公共服务的区域同城化。
人与物的流动是保持粤港澳大湾区活力的关键，粤港澳区域协调公共平台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磋商包括要素在内的与流动相关的各项标准。在与居民就业及生活服务密切相关的行业，设立共同的服务标准或统一管理模式来提高行政效率。例如，在医生、护士、会计师等专业人员资格认证方面，可通过设立共同的认证机构的制度安排，来有效处理跨境认证事务。通过设立共同机构的形式来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还可以适用于诸如产品认证和服务业标准确定等更加广泛的事务中。
作为区域公共物品的共同遵循的公共制度的形成，将会大大促进粤港澳全要素市场化的自由流动，这不仅从制度上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的合作深化，而且更会使粤港澳大湾区具有跨区域协调的制度辐射力。“9+2”是粤港澳大湾区不同于国内其他大湾区的独特制度结构，这一独特制度结构既是实现区域一体化亟待解决的问题或制度约束，又是其发挥更大优势的独特禀赋。因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成功实践，提供的将不仅仅是优质的生产要素，更是可借鉴的制度性资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形势整体上是好的，但同时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现象。第一，区域经济发展分化趋势明显。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然而某些省份增长却逐渐放缓。第二，发展动力的极化现象日益突出。经济资源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日渐明显。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虹吸效应”不断增强，杭州、南京、武汉、郑州、成都、西安等大城市发展势头也呈上升趋势，并在中国版图上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第三，部分区域发展面临较大困难。一些城市特别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和传统工矿区城市发展活力严重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40多年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与提升，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伴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同期出现并形成。如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出现，将有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的最大障碍。因而“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正是改革开放40余年后的今天，必须要解决的发展中的问题。
当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该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来调整。比如在市场导向下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传导系统，在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的同时，以扩散效应增强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形成符合各地区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布局。
从客观上讲，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的，即便在普遍高水准发展阶段上，不平衡也是存在的。在整体发展中促进区域发展走向相对平衡的目的就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让共享发展成为走向共同富裕的路径，这就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所在。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部署中，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凭借自身发展优势成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的地区，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率先探索路径与制度通道的“策源地”。
湾区经济对中国而言绝不是简单的区域经济学的概念，而是一个足以带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迈向深入的增长极。它与特区、自贸区一样，都担负着不同发展时期所赋予的不同内涵的改革目标与使命。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更大区域的经济特区。4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是从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方开始的，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开始的。“十四五”规划中对粤港澳大湾区三重使命的赋予，更进一步证明，粤港澳大湾区将担负起以其自身的探索与率先发展引领中国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使命，担负起促进中国社会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的使命，担负起由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制度创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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