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家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展现的东亚国家的恢复弹性（resilience），与亚洲国家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李熙玉表示，亚洲作为古代文明的宝库，是文化与传统、历史与思想、儒佛道民间信仰等多种价值的融合。这是建设新文明的智力资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
立足于现实政治，李熙玉认为中韩关系已经体现出了亚洲悖论（Asia Paradox）。他指出，由于冷战的遗产和战争的记忆，尽管经济交流和人文交流持续增加，但构建新的区域共同体的上层政治（high politics）并没有得到发展。“消极和平”（negative peace）、“冷和平”（cold peace）依然是东亚国家之间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东亚国家之间并没有形成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这不利于构建可持续的亚洲未来。我们应当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反思中探索，追求克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的多边主义。
李熙玉认为，中韩都是现代化比较成功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李熙玉总结了中国经验和韩国经验。中国经历了革命、建国、改革开放、发展再到新时代的伟大成绩。中国的发展范式也经历了从数量发展到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的过程。中国的五位一体发展思路；通过脱贫政策，确保人的尊严的底线（bottom line）；通过开放、多边合作，探索区域一体化（RCEP，CPTPP）；基于对世界和文明的新思维下的国家战略和世界秩序构想等等，都是发展范式转变的良好例证。李熙玉强调，作为文明古国，在追求新的国家改造的同时发出中国话语，中国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中探索文明共存，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文化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为半岛的和平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韩国则同时实现民主化与工业化，通过建立政治民主（主权在民）、经济正义（反腐败改革与市场的自由平等）、福利国家（解决贫困、确保人的尊严性）、均衡国家（缩小社会差距、地区差距）、和平国家（追求和平繁荣，没有战争的朝鲜半岛）等等努力，对亚洲合作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中韩两国对新未来和文明的规划
李熙玉展望韩中关系的未来指出，韩中两国通过反思现代性（modernity），有必要共同规划克服后现代问题的新未来和文明。虽然韩中两国在历史上共享着文化与传统，但冷战之后各自用不同的价值和方法建设了自己的国家，积累了各自独立的现代化经验。两国虽存在价值和体制、制度的差异，但共享和学习现代化经验的过程中成为彼此的“窗”和“镜子”。李熙玉最后强调，中韩两国在合作过程中，为世界人类的幸福构建了包括现代和后现代的知识和政策平台。新冠疫情之后，全球变暖，疫情使生活方式、资本积累方式发生变化，由此出现了一种“新常态”（New Normal），在此情况下中韩两国应共同探索新的未来文明，吸收多种视角，将其扩散到世界范围，把亚洲历史和文化的地位从周边推向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