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非遗法》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治理体制机制建设，丰富发展了国际非遗治理制度。《非遗法》指出我国非遗保护有三项基本制度，包括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传承与传播制度。以《非遗法》为指导，我国建立了以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名录制度为标志，以四级非遗保护行政体制机制为支撑，以四级法规、政策为保障，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体制机制体系。这个体系，既体现了《公约》中对非遗保护的九大措施和三个名录的要求，又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既为我国非遗治理保驾护航，又为国际非遗治理制度设计提供了中国方案。
最后，《非遗法》推动了中国特色非遗治理模式探索，创新发展了国际非遗治理模式。针对《公约》中提出的非遗保护的概念和九大措施，《非遗法》确定保存、保护是我国非遗保护的两大原则。以《非遗法》为指导，我国探索总结出以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为代表的非遗保护方式，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成都国际非遗节、山东非遗博览会、非遗品牌大会等为代表的非遗保护计划、工程和措施，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治理模式，促进了非遗分类保护和精准施策，提高了非遗保护能力，为国际非遗治理模式选择贡献了中国智慧。
总之，《非遗法》颁布实施十年来，随着我国非遗治理理念、制度设计和治理模式的不断创新发展，我国非遗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大大提高，人民群众参与非遗文化保护的自信心、自觉性显着增强，我国非遗及保护工作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
当然，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随着新时代我国非遗保护发展的不断深入，《非遗法》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修订完善，如在实施我国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过程中，如何提高非遗分类的科学性、可操作性的问题，如何针对非遗传承群体实施代表性传承团体认定的问题；再如，在贯彻非遗保护四级制度过程中，如何加强对传承人、项目保护单位、各级文化行政部门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规定和宣传，弘扬非遗保护的契约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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