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规模看，武汉2020年GDP为15616.10亿元，人均GDP为12.67万元，人均GDP在中西部地区居于首位；长沙2020年GDP为12142.53亿元，人均为12.08万元，在中部地区仅次于武汉。这显示出武汉经济发展质量相对较高，且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情况下表现出了足够的韧性，但长沙的发展后劲也不容小觑。
从其他方面看，武汉区位条件优越，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武汉不仅自身具有深厚的工业基础底蕴，与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互补协作也在顺利推进，承接了东南沿海大量产业转移。2017年，武汉成为继北上深之后，我国第四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设计之都”。另外，武汉科教实力雄厚，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充足的支持。湖北的“强省会”发展思路也很明显，这有利于各种政策和资源进一步向武汉集中。
长沙在近些年则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发展道路。比如，在艺术之都、休闲之都后，长沙开始了向人工智能及机器人产业发力，提出打造“AI之都”。以长沙为代表的长株潭地区成为湘鄂赣三省区域内最具有发展爆发力的城市群，长沙在三市中的产业优势明显，且呈互补性发展。另外，长沙的产基础和科教实力也并不弱。加之亲民的房价、宜居的环境等因素影响，长沙这几年对人才的吸引力逐渐从本省向周边省份扩散，这为城市长远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
第五，中国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口千万级别城市？
关于城市人口迁徙，有一个著名的ZIPF法则。该法则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城市人口与其城市大小排名之间，存在简单的相关关系。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是第二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三倍……以此类推，为第N大城市人口数量的N倍，即城市人口对数值与其秩排名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ZIPF法则还有一条补充规则，即随着国家人口规模的扩大，首位城市的人口集聚度会因国家总人口增加导致的城市数量增加而降低。简单地说，就是国家越大，人口越多，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度就会减少。这是因为人口变多，能够维持规模效应的城市就变多。同时，距离变大，首位城市虽然有吸引力，但毕竟离家乡太远，人们不愿意去。也就是说，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更多的区域性大型城市是符合规律的，这些城市会分掉特大城市的一部分人口。
这个补充规律，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千万级别城市。比如，一个西宁人、拉萨人，或者一个遵义人，可能不会选择去北上广深，而会选择去成都发展。这样，在距离家乡位置、熟悉人脉与发展机会之间，能得到一个较为均衡的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