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四川省冶金地勘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牟文勇，他的大部分同事都觉得他是坚持原则、谨小慎微的“好领导”，直到他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审查调查时，有人还表示“不敢相信”。
“我在台上唱调子，在台下收票子；在人前说一套打扮自己，在人后做一套放纵自己，完全成了政治上的‘两面人’。”接受审查调查期间，牟文勇如此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为了在大肆敛财的同时规避组织调查，“一把手”权钱交易的方式日趋隐蔽、花样翻新——
有的打造共腐逐利小圈子，与不法商人以权力、利益为纽带拉拉扯扯，结成“共腐圈”。重庆市秀山县委原书记王杰利用职权大搞利益输送，频繁帮助“圈内”10余名老板在工程承揽、房产证办理等方面“打招呼”“开绿灯”，以此收受巨额财物。
有的将权钱交易精心包装，让腐败行为从程序上看起来“天衣无缝”。张杰为了让武汉某集团中标，特意授意将工程项目换到武汉开标，并将评审人员由7人增加到9人，增加医院评审人员权重，通过围标、串标，确保该集团顺利中标。张杰则从中收受好处费37.5万元。
有的以“雅好”为介质，为权钱交易披上“雅”字外衣。甘肃省敦煌市委原书记詹顺舟自诩是懂玉的行家，商人老板和干部送来的玉他先自己鉴定，认为好的才收，不好的就当场退回去，让对方重新购买，或者明示到他指定的店铺去买。最后的结果是，购玉的钱辗转腾挪进了他的口袋。
梳理“一把手”任性滥权的众多案例，其贪腐行为往往与霸道的工作作风脱不开关系。“一把手”的关键地位，成为他们恣意妄为的资本。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成为落马“一把手”共有的问题。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原主任席传亮在工作中独断专行，基本上是一个人说了算。2013年至2015年，席传亮帮助商人施某承揽省政府采购中心软硬件工程和维护项目34个。有些项目之间本无任何关系，席传亮将其“包装”为施某已承揽项目的“子项目”或“后续服务项目”，直接发包给施某承接。为了感谢席传亮的帮助，施某分多次送给他共计41万元。
“有的‘一把手’在遇到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等本应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的情况时，公然违反‘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不向组织请示报告就擅自作出决定。这些严重违反党纪的行为，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宋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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