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因素相互强化
笔者认为，在“三高两低”彼此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相互强化机制。这里不一一展开论述，而是举例说明。
例如，高政府债务会导致低增长。相关文献表明，当一个国家公共政府债务占GDP比率上升至90%以上，那么该国的中位数增长率会下降超过一个百分点。
又如，高收入财产分配失衡会导致高政府债务。次贷危机之所以爆发，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触动高收入群体利益的前提下提高低收入群体福利，从而采用了通过极低的利率水平去鼓励中低收入群体借债买房的方式，此举最终导致了次级抵押贷款的风行以及次贷危机的爆发。
再如，高收入财产分配失衡会压低全球经济增速。至少有两个机制可以解释这一点。其一，由于中低收入家庭是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收入和财产分配失衡会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与消费增速，因此会导致低增长。其二，高收入财产分配失衡通常会导致民粹主义上升，民粹主义领袖将会粉墨登场，他们会实行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政策，掀起国际经贸摩擦，降低经济全球化程度，进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正是由于在“三低两高”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强化机制，这就造成了如下尴尬的局面，也即“三低两高”格局有些类似于一个陷阱，而一旦世界经济跌入这一陷阱，就可能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在正常情况下很难摆脱。
六种方案走出陷阱
回顾历史，似乎正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才使得世界经济掉入了“三低两高”陷阱。但未来我们如何才能走出这一陷阱？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六种解决方案：
第一，全球迎来一次真正的、深度的、大规模的技术革命。但是关键在于，从目前来看，技术革命爆发的时机、其深度和广度均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第二，世界各国加大国内收入和财产再分配的力度。毫无疑问，这一举措将面临很强的国内政治阻力。第三，主要大国之间加强沟通协调，重新推动新一轮全球化。但在中美博弈长期化持续化、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大背景下，这一愿景至少短期内很难实现。第四，各国政府把握好扩张政策的力度，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保持平衡。第五，各国之间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降低国内刺激政策实施与退出的负面外溢效应。第六，假如上述情景都没有发生，那么全球经济可能要靠一种被动、剧烈的调整机制来摆脱“三低两高”陷阱，也即类似二战这样的“多输”冲击。这种冲击也可能导致政府债务去杠杆、财富重新分配，但会导致一切清零、一切重启的局面。
那么，美国长期利率是否还会显着上行呢？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9%左右，在疫情爆发后，利率一度降低到0.5%的历史性低点。该利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回升，目前在1.7%左右。
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会何去何从呢？笔者认为，一方面，对未来美国长期利率走势的预测，完全取决于我们对疫情性质的判断。换言之，新冠疫情究竟是能够推动世界经济走出长期性停滞的催化剂呢，还仅仅是一个小扰动。如果我们认为疫情只是小扰动的话，那么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的空间就比较有限。另一方面，前段时间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在讲话中提到，美国政府的债务存量有多少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付息额规模是否上升。只要付息额被压制在一定水平之下，那么美国政府债务就具有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至少在2021年内，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上升空间比较有限，有可能上升到2%以上，但是突破2.5%的可能性较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