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在实体经济偏冷的情况下，中国房地产、股票等市场出现过热迹象。为了推动经济从疫情中快速复苏，中国在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内也执行了“超常规”的货币政策，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等金融指标全面超预期增长，M2增速从2020年3月起连续保持10个月两位数增长，2021年在2020年高基数的基础上继续保持8—10%较高增速，6月M2增速为8.6%。在实体经济增速尚未恢复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货币进入了房地产、股票等市场并导致相关市场出现过热的趋向，形成“经济滞、金融涨”特殊形态的“滞涨”现象。
文章表示，曾有经济学家分析认为，货币政策应对供给冲击以及“滞涨”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基本无计可施，所以只能“扛”而不能“抗”，坐等相关影响消化、消失后，经济自然重归正轨。虽然说逻辑上正确，有一定道理，但实体经济特别是竞争力较弱的小微企业在“扛”的过程中不得不承受巨大痛苦。因而，货币政策还要善于对供给冲击做出积极反应，有效减弱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遭受的冲击力度。
一是在“以稳为主”货币政策取向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注重货币政策的微调、预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目前还属于价格的结构性调整，并不是总需求拉动的全面通货膨胀。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实体经济在交易购买大宗商品时也确实面临着更多的流动性需求。如果遇到涨价就沿用全面紧缩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实体经济防通胀，还会加重实体企业的负担和痛苦，甚至可能引起经济衰退。此次央行全面降准，释放出更多的流动性，正是适应和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政策微调。同时，对于这种外部供给冲击，央行还需要很高的预见性和处理的艺术性，加强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跟踪分析，实时预判产品供需和价格走势，做到货币政策提前给量、小步快走，有序消化供给冲击带来的影响。
二是推出更多结构性、直达性货币政策工具。国内外实践证明，货币政策不仅仅是总量政策，也是结构性政策。在中国货币、信贷等总体规模可以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情况下，特别是当前还面临“经济冷、金融热”新形势下，中国更需要推出结构性、直达性货币政策，综合利用各种政策工具，加强激励约束和政策引导，推动货币、信贷资源从房地产和过热的金融市场流出，更多流向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复苏和应对供给冲击。
三是推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与货币政策相比，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的针对性和直达性往往更强。从应对这次大宗商品涨价带来的外部供给冲击来看，中国可以有针对性地推动国内大宗商品生产适度扩大产能和释放产能，降低相关生产领域税费、物流、信贷等成本，加大对小微企业的定向救助救济和成本分担，推动上游企业向下游延伸提升整个行业韧性等，以综合施策的方式提升中国经济抵抗外部供给冲击的能力，推动中国实体经济尽快回归正常增长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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