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要理顺对内与对外的关系。对内，指的是面对内地，对外，指的是面对欧美。长期以来，香港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是轻内地、重欧美的，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了香港社会意识形态的痼疾。欧美在香港拥有最大的话语权，用欧美的标准来衡量内地是香港社会常态。所以，对内与对外的关系形成了对错关系，融入内地是错的，追随欧美是对的。这样的畸形关系不作改变，香港难于长期稳定，更遑论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欧美的社会制度当前处在了最激烈的博弈时期。谁是进步的？谁是落后的？对此中国本意是不用争论的，更是期待各取所长。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其实也是对西方制度的高度尊重。现在，制度之争成为了对决关系，你死我活，这样的关系必然对香港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制衡与平衡？如何继续做好中西文化的交流桥梁？将是治港者必须回答的非常艰难的考题！
第六，要理顺进步与落后的关系。香港原本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保守主义特色浓厚的城市，保守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反对一切激进的革命和革新，主张节制政治，以妥协手段调和各种社会势力的利益冲突。这从特区政府处理一些事务的手法中可见端倪。但是近些年来香港社会在进步与落后的关系上犯病了，保守主义秩序被打乱，激进主义垄断社会情绪，狂热的极端主义大行其道，反商反智反秩序的思潮狂飙，颠倒了进步与落后的关系，两者成了对调关系。把破坏秩序当作进步，把维护秩序当作落后，把经济发展当作落后，把政治冲突当作先进。这些人几乎已经达到神智错乱的地步。反对先进，迷恋落后，这样的香港不会有好的出路。
第七，要理顺年限与价值的关系。香港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是中央政府的承诺，距离50年的底限时间，现在仅有26年。26年之后怎么办？中央政府不可能立即再做承诺一百年不变，这就产生了年限与价值的关系，也就是说，香港在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进程中究竟有何价值？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应该在五十年届满之际停止，还是继续延长下去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年限与价值应该构成对称关系。价值越大，年限就会越长。如果香港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发挥不了积极作用，或者产生绊脚石的负面作用，那么，年限与价值的关系就会形成互相损耗的对折关系。反之，香港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国两制”必然得以长期维持。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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