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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副社长李为民为田飞龙颁发了“中评大咖讲书纪念牌”（中评社 徐梦溪摄） |
我们都知道在《中英联合声明》还有香港《基本法》当中都有明确的条款提到“一国两制”50年不变，具体而言也就是香港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但是谁都知道不变的承诺是一方维持不住的，实际上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一些在香港主要的持份者其实都在谋求有利于自己的变化。比如说，香港的反对派从97回归的时候就坚定不移地追求一项政治议程，严格来讲就是邓小平所反对的“完全自治”，他们试图通过双普选议程的落实，使得他们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话语能够完全控制香港，使得香港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油水分离的状态，也使得香港能够牢牢地和西方共进退。这个是香港隐藏在“民主回归论”背后默默发力、不断追求的一个结果，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心智原型和底层逻辑。
当他们发现在基本法的框架内难以有效地实现这样一种完全自治的图谋时，他们马上就开始变脸了。从占中运动开始，他们跳出法律的框架，寻求在法律之外的本土力量的动员和外部势力的干预，来强行改变香港管治权的格局以及香港的宪制秩序。这就是从占中运动以来，香港政治动乱之根源。香港的本土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主动追求改变和破坏“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框架，却要求中央继续”躺平”，束手束脚，放任香港“变色”，这在政治上是极端荒谬的。这就像在牌桌上博弈一样，当有人要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候，那么作为庄家的一方，作为维持根本秩序的一方，中央的权威势必要出场。所以，这些年来中央在治港方面的法理与制度的变化，实际上一直是一种危机应对的模式，就是在对方主动引起的变化格局当中，从对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共同负责的角度出发，来提出法律和政治行动的框架，有根有据，师出有名，正大光明。
我觉得，占中运动实际上是一个预演，一个尝试，是反对派第一次试图在以法治为核心价值的香港社会引入一种法外激进变革的行动路线。它破坏了香港人守法的伦理，这实际上是始作俑者，或者说是打开了香港变乱的潘多拉魔盒。从此，香港的年轻人就不再以守法为荣，而以违法为荣，在公民抗命、违法达义的基础上，通过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以及恐怖暴力的使用煽动族群对立和对特区政府和国家的仇恨来追求一个选举的终极夺权，完成港版颜色革命的飞身一跃。这个就汇集到了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主题——修例风波上面。修例风波应该说是从《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开始，香港社会层层累积的反对派的力量，以及他们的社会运动路线激进化的总爆发，也是外部干预势力在香港内外潜伏、渗透、控制的力量的总爆发，应该说是相当于“一国两制”一种内部的制度的“癌变”。
所以，“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开幕礼非常有意思，它来自于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在香港所推动的这一场制度的癌变，而国家只能用重手猛药去治疗，从国家安全法切入。我们常说，大乱之后有大治，修例风波带来香港新秩序。我这里没有把它像惯常的香港学者习惯使用的那样，称为香港新宪制秩序。因为我认为，这一场变革远远不仅仅限定于宪制秩序，那只是一个顶层的框架秩序，而这一场因应香港制度癌变的新秩序的构造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香港爱国者治港社会政治基础的系统性的重构、土壤性的改良，它绝对不只是制度面或者说框架性的宪制秩序的改变，所以我把它称之为“香港新秩序”，而不只是香港新宪制秩序。
应该说，我本人对香港问题的研究以及对“一国两制”的研究是独具特色的，因为这其实与我的专业背景还有对香港问题性质的判断有关。我认为，香港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化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治理问题。香港问题是中国与西方体系之间进行长时段世界体系权力斗争的问题。它表象上是一个制度问题，但实际上深层次来看，是一个文明冲突的问题和世界体系斗争的问题。因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对香港投入了那么大的立法资源和干预的力量？为什么美国坚决不能接受由中国的国家立法权对“一国两制”制度本身进行重构？为什么香港的民主和生活方式只能按照西方划定的单一路线去行进？这背后其实是隐含着一种中国和整个西方体系之间的文明冲突和制度的竞争，其结果具有世界历史的指标性的意义。很多人心智局限，高度不够，面对历史大变局或幽怨如小妇人，或激越如黑暴愤青，或跑路如丧家之犬，或单纯怀念“美好旧时代”（Good Old Days）而于现状毫无理解和适应能力。香港转型之难，新秩序软着陆之难，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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