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3日工信部发布的《2020年通信业统计公报》也显示，去年中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3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6%，增速同比提高2.9个百分点。按照上年价格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6%。这可是在疫情肆虐、上半年有好几个月全国经济活动被迫按下暂停键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殊属不易。
在从去年持续至今的抗疫斗争中，互联网也同样显示出极端重要性。去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全国的抗疫斗争中，互联网平台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此举也加速了中国的数位化进程。
从互联网发展基础来看，相比2003年 SARS 爆发时期，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已大幅度提升，互联网已成为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依赖强大的互联网发展基础，使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在组织社区生活物资分发、跨国跨省救援物资调配、救援资金募集、政府指令和疫情信息充分传递方面的表现，都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例如在疫情暴发初期，互联网平台企业迅速响应，在第一时间整合全球资源参与抗疫行动，一些网络企业与航空公司全面合作，在全球紧急采购N95口罩等医疗物资，快速整合全球资源，为缓解各类资源困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各类电商平台企业、外卖平台、快递物流企业在疫区生活保障、物资保障、社会力量动员、科研支持等多个方面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互联网平台这一作用的持续发挥，对中国数位化进程发挥了加速器作用。
从整体上看，应对重大公共事件，政府部门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能够确保社会基本资源的集中，从而能够为社会提供基本的保障。但传统的自上而下进行信息识别、抓取、分析、预判构建的政务信息化系统，短期内无法满足公共需求的及时回应。这使政府部门在物资调度分配、社会生产能力组织、市场化资源利用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事实表明，互联网平台企业可在社会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开放、有序地按照市场化原则来调动全球资源，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生力军。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抗疫中凸显出的资源调配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通过与政府的深度合作，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实力升级的体现，集中展现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雄厚实力。
近年来，互联网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对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恨之入骨，骨肉分离造成了无数家庭难以言说的人间悲剧。随着互联网科技的不断进步，国家层面大力推动互联网技术应用到打拐行动中，而互联网企业也纷纷响应利用AI等技术推出打拐平台，极大提升了打拐专项斗争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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