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采用“制度霸权”的方式，与美式民主有关。换言之，美式“民主外交”的民主制度方式源于美国政治价值观、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很难想象一个国内没有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共和制度的霸权国会采取“制度霸权”的方式。历史上的其他霸权国基本上都没有采取这一霸权方式。美国霸权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制度霸权”，显然有其国内的自由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做基础。美国对其国内政治秩序独特的自我理解，对美国领导人和公民如何考虑国际政治秩序是有影响的。〔17〕受国内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共和制度的影响，美国在建立、维护霸权和对外交往时不再照搬传统霸权国的武力治理方式，而是藉鉴其国内民主制度，尽量采用国际规则、制度、规范，与盟国进行民主协商，有时也通过联合国处理国际问题。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及反殖民帝国主义的外交传统使它总体上拒绝传统霸权的帝国治理模式，或者说美式民主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美式“民主外交”的国际制度基础。“美国是较早的成文宪法制国家，其长期的宪政主义政治思想对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深刻的影响。”〔18〕“这种政治影响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十分重视国际组织及有形与无形的国际规范与机制。”〔19〕
四、“美国制度霸权论”的肤浅与“美国民主霸权论”的谬误
由上可知：没有美式“民主外交”的美式民主根基与动因，就没有其扩展美式民主的目标使命和美式民主的制度方式；而美式民主的制度方式根本上服务于美式民主扩展的目标使命。换言之，美式“民主外交”根基于美式民主这一本质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目标特征和方式特征，三者构成美式“民主外交”的特征体系。因此，认识美式“民主外交”，必须透过其方式特征这个外在形式，认识其本质特征和目标特征及其危害。若祗强调其方式特征，就会相对忽视它根基于、服务于美式民主这一本质特征和它致力于扩展美式民主这一目标特征及其危害，以致陷入美国对外战略的制度陷阱。长期以来，在美国政治精英和学者的曲解和美化之下，美式“民主外交”的民主制度方式具有颇大迷惑性，成为美国霸权软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而直接源于其方式特征的“美国制度霸权论”自然具有一定迷惑作用。
但是，无论美国的“制度霸权”多么具有“合法性”、多么吸引人，它总归是美式“民主外交”的形式和实现其基本目标（即扩展美式民主）乃至根本目标（即维护美国霸权）的一种手段与方式，无法改变其霸权实质。而且，正如以事物的非本质属性给该事物定性是对其误解一样，以民主制度性这一美式“民主外交”的非本质属性给它定性当然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制度霸权”论之肤浅。
伊肯伯里认为，美国民主决定了美国霸权的民主性质，它是国际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民主霸权”，称其为造福于世界的“民主和开放的霸权”。〔20〕他认为，美国霸权是“一个模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界限的延伸性体制”，即美国民主体制蔓延到其外交中，使它在对外关系中尤其是在与其欧洲盟国打交道时搞民主，通过制度彼此约束。〔21〕他把美国霸权定性为“自由主义霸权”（liberal hegemony），称之为“自由利维坦”（Liberal Leviathan），认为二战后美国把其超群的国际权力与自由主义国际规则结合，构建了史无前例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22〕这就是所谓“美国民主霸权论”。
虽然美式民主从上述三个维度深刻影响美式“民主外交”，但其影响绝非是把美式民主的游戏规则照搬到美国外交中，因此不能得出“美国霸权是民主霸权”的结论。事实上，以美式“民主外交”的上述三大美式民主特征推导出“美国民主霸权论”，存在三重谬误。
第一，从概念本身看，“美国民主霸权论”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矛盾律告诉我们，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或在同一论述层次上，不可使用两个含义完全相反的概念对同一对象或事物作出判断。如不能说“某某是君子和小人”。在国际关系或外交中，霸权与民主根本对立，不共戴天。霸权是国际体系中的一种主导权、支配权，意味着霸权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不平等，其本质违反国际关系民主化，而国际关系中的民主意味着无霸权，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要去霸权主义化。就美国与其霸权体系内别国关系而言，“霸权”表明它们之间是主导与追随、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而“民主”意味着它与别国平等相处，两者无法共存。虽然民主与霸权在美国自身独特地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两者的结合属于内外层次的结合（对内民主与对外称霸），不是也不可能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结合在一起。事实上，似是而非的“美国民主霸权论”有意无意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把美国的国内“民主”偷换成基本上不存在的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所谓“民主”。因此，说美国霸权是“民主霸权”，就如说某人是“好坏人”一样不合逻辑。
第二，作为美式“民主外交”之国内政治基础和指导原则的美式民主，决定了其美式民主的扩展目标。这一目标使得美国经常违反国家主权平等和内政不容干涉的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把自己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强加给别国，从而给国际关系造成严重消极影响，给地区稳定、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造成危害。美国努力实现美式民主扩展这一目标，在它看来是造福全世界的高尚追求和善举，但是实际上是要求甚至强迫它眼中的“非民主国家”违背国情地实施美式民主，这在国际关系中恰恰是不民主。为了成为世界领袖，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夕一边构建基于大国合作但具有自由国际主义特征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与安全制度体系和人权保护规范，一边构建基于自由市场主义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力图打造以自己为中心的战后世界新秩序。而在战后美苏分道扬镳和东西方冷战开始后，美国以自由世界领袖身份领导整个西方世界全面遏制和极力演变社会主义阵营，在社会主义阵营外构建起史无前例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伊肯伯里自己认为这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新型等级体系，〔23〕或者说是“建立在美国实力支配地位和自由主义治理原则基础上的等级性秩序”〔24〕。既然是等级体系和秩序，成员间当然不平等，也就谈不上民主。事实上，美国在通过联合国操控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和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全球性国际经济制度主导世界经济贸易的同时，通过北约、美洲国家组织、美日同盟等地区性多边国际制度和双边制度安排，与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许多国家结成多个多边和双边政治、安全共同体，长期充当非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领袖和安全保卫者，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谋取了十分巨大的霸权利益。虽然美国与盟国实行一定的民主协商，但美国远非与其势力范围内的其他国家平等相处。至于对其霸权控制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曾长期采取完全不民主的全面敌对方式和隐蔽渗透方式。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仍在千方百计谋取霸权利益，更没有真正与别国平等相待。此外，民主的要义是重大决策由多数决定，但美国经常违背多数国家的主张、意愿和利益，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不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大多数国家反对的伊拉克战争。
第三，虽然美式“民主外交”的美式民主制度方式体现了美式民主对美式“民主外交”的积极影响，但由此推导出美国霸权是“民主霸权”的理论观点是错误的。即使美式“民主外交”的美式民主制度方式特征显示出一定的“民主性”，那也不过是成本较低的现代霸权治理形式，本质上仍是为美国构建、维护霸权地位和获取不公正霸权利益服务的。以手段或方式的文明进步性为目的的非公正性辩护，不合正义原则，从根本上讲站不住脚。霸权即便是基于民主政体建立起来，即使有时采用民主协商方式，仍然改变不了霸权的本质，它“在本质上仍是独断专行的”。〔25〕伊肯伯里在这里的错误是把事物的特征等同于其性质（特征是反映事物特点的标志，而性质指事物的根本属性），把事物的表象和形式当作其本质内涵。
五、结论
美式“民主外交”具有三大美式民主特征：根基于美式民主是本质特征，扩展美式民主是目标特征，藉鉴美式民主制度是方式特征。这三者共同构成美式“民主外交”的“三位一体”的美式民主特征体系：本质特征决定了目标特征和方式特征，目标特征体现本质特征幷影响方式特征，方式特征服务于目标特征幷美化本质特征。美式“民主外交”的民主特征体系反映了它在根基与动因、目标与使命、方式与手段三个维度都深受美式民主的影响。祗强调美式“民主外交”的方式特征的所谓“美国制度霸权论”是肤浅的。而概念上自相矛盾的所谓“美国民主霸权论”认为美式民主决定了美国霸权的民主性质，即美国霸权是“民主霸权”，这是对美式“民主外交”实质的误读和刻意美化。
注释：
〔1〕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3r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available at:http://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3r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new-york-ny/
〔2〕G. John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7.
〔3〕[美]威廉·霍姆多夫：《谁统治美国：权力、政治和社会变迁》，吕鹏、闻翔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4〕Samuel Huntington, American Politics: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5〕Stephen E. Ambros,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38, Baltimore, 1971,p.19.
〔6〕转引自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8月第一版，第361页。
〔7〕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 "Enduring Principles in an Era of Constant Change", September 20, 1997,Statement before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October 1997, pp7-8.
〔8〕President George W. Bush ,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20 January 2005.
〔9〕同上。参见Thomas Carothers, U.S. Democracy Promotion During and After Bush,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7, pp.3-4.
〔10〕【美】乔治·沃克·布什：《抉择时刻》，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158页。
〔11〕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Liberties, 1990-1991, 1991-1992, 1992-1993, 1993-1994, 1994-1995,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5. Freedom Review,Jan/Feb,1996.参见刘建华：《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促进”：一种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分析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81—82页。
〔12〕Samuel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6, p.40.
〔13〕Larry Diamond, "Universal Democracy?" , Pollicy Review, June/July 2003, p.7.
〔14〕阎学通：《国际政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4页。
〔15〕G. John Ikenberry ,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error" , Survival ,Vol.43 , No.4 , Winter 2001-2002 ,pp.19-34. 转引自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16〕[美]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第258-259页。
〔17〕同上，第279页。
〔18〕金灿荣：《美国外交的国内政治制约及其在后冷战时期的特点》，牛军：《克林顿治下的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9页。
〔19〕王缉思：《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与外交政策》，牛军：《克林顿治下的美国》，第33页。
〔20〕[美]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世界秩序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7—193页。
〔21〕[美]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第187-193页。
〔22〕John G.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23〕[美]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第141-184页。
〔24〕同上，第6页。
〔25〕Lea Brilmayer, American Hegemony: Political Morality in a One-Superpower World, 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9月号，总第28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