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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变局对中国而言，应把握好“防风险、谋发展、强治理”三条主线。 |
中评社╱题：十字路口的阿富汗与涟漪的地缘政治效应 作者：楼春豪（北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博士
【摘要】阿富汗国运多舛。当阿塔兵不血刃重返喀布尔、主导组建新政府的时候，与其说见证了美国的“西贡时刻”、 阿塔的“喀布尔荣光”，不如说开启了阿富汗历史的新轮回。阿富汗局势依然面临政局走向尘埃未定、安全局势暗流涌动、经济民生百废待兴的难题，考验着阿富汗新政府。阿富汗变局引发的地缘政治影响不容低估，美国战略信誉进一步受损，美国势必集中力量加强大国战略竞争，地缘政治环境面临重塑且可能诱发“代理人战争”，而国际反恐形势也将迎来新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而言，既不能“乱作为”，也不能“不作为”，而应把握好“防风险、谋发展、强治理”三条主线。
近期，阿富汗局势受到全球瞩目。从美国仓促撤军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不负责”“甩包袱”的批评，到阿富汗政权一夜变天引发的对“阿富汗塔利班2.0”（以下简称阿塔）内外政策的猜想，再到喀布尔机场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引发的对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的担忧，不一而足。阿富汗，这个内陆地区的蕞尔小国、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进生”，因其联通中亚、南亚、西亚的地缘枢纽作用，因其自英俄“大博弈”年代以来在大国博弈中的特殊地位，更因其过去20年来对美国全球战略的牵动，在国际地缘政治场中承载了“地缘棋子”的不可承受之痛。现如今，阿富汗再一次站在国家发展的十字路口。美国在阿富汗搞的“国家重建”失败了，那么重掌朝纲的阿塔又能否实现阿富汗的稳定和发展？阿富汗是否会从“帝国坟场”沦为“大国竞技场”，是否会再度成为恐怖分子集散地？阿富汗局势又将对国际和地区地缘政治产生何种影响？
一、阿富汗的变局与困局
阿富汗国运多舛。自1747年建立杜兰尼王朝以来，阿富汗的历史就充斥着战争、暴力与动荡，短暂的稳定与发展更像是注脚而非主调。而这历史中，夹杂着王朝内部的尔虞我诈和争权夺利、世俗派与保守派反复拉锯的“道路之争”；交织着民族宗教矛盾引发的军阀混战、抵御外敌入侵的“圣战”以及外部力量插手搅局的“代理人战争”；演绎着阿富汗的城乡、央地、族群、内外等各种矛盾。这些因素都将继续影响幷塑造着阿富汗的当下和未来。目前，阿塔已经成为阿富汗主导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不少前军阀、前政要已经“识时务”地与阿塔合作。退守潘杰希尔地区的“反塔”力量很难扭转乾坤，全国性战事暂告段落。不过，摆在阿塔新政府面前的和平重建任务幷不轻松。择其要者，阿塔新政权面临如下难题：
（一）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强化国家认同。
阿富汗是个高度政治碎片化的国家。自封建王朝开始，阿富汗就面临严重的城乡差距和央地隔阂，中央政府的权威难以有效传导至广大部落区，“乡村共和国”或“部落”是比中央政府更为有效的治理单元，而中央政府需要给予部落领袖“恩惠”来维系统治。这是历史上阿富汗总会陷入地方割据、军阀混战的原因，也是美国扶持的阿富汗前政府缺乏基层支持、在阿塔攻势面前迅速垮台的社会根源。
此外，阿富汗面临根深蒂固的部族教派矛盾。阿富汗民族多元，有大大小小20余个民族。普什图族是人口最多的民族（约占40%），是阿富汗政治的主导性力量，阿塔的主体就是普什图族。2001年阿塔倒台后，虽然此后的总统卡尔扎伊、加尼都是普什图人，但原“北方联盟”主体的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势力上升，历届民选政府都是权力妥协的结果。信奉什叶派的哈扎拉人与阿塔代表的逊尼派武装也曾爆发激烈冲突。更有甚者，阿富汗主要民族都与邻国有密切的民族或宗教纽带，或是同根同源的跨境民族，或是同一信仰的宗教派系，使得外部势力总是扶持阿境内不同民族或宗教派系，加剧阿富汗政治碎片化、军事割据化的情况。
政治碎片化决定了权力分享的妥协性。阿塔此番能如此迅速夺权，与其说是军事胜利，不如说是通过前期与各派力量的政治接触，取得了“政治攻心战”的胜利。因此，在重返喀布尔后，阿塔在构建新的权力架构时，需要考虑到政治碎片化的现实，需要照顾其他政治力量的诉求，以免引起反弹。
（二）实现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解决好民生问题。
2001年以来，在大量外国援助的刺激下，阿富汗经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阿富汗在2003-2009年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9%以上的年均增长率，2020年的GDP为198.07亿美元，是2002年40.55亿美元的4.88倍，同期的人均GDP则增长2.8倍左右。①不过，阿富汗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国援助，缺乏内生动力。一般来讲，外国援助与GDP比重超过10%就属于“外援依赖型”经济，而过去20年阿富汗的这一比例在40%以上。在顶峰的年份，外国援助占阿富汗GDP比重甚至超过100%，占政府公共预算比例逾80%。更严重的是，外国援助相当比例流入外国驻军及其相关服务，幷未促进当地产业发展。“滚滚而来的现金流幷非源于阿富汗经济的改善，也不是来自新产业的出现、贸易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因此，人们的收入幷未提高，唯有非政府组织、国际公司和外国政府机构聘请的阿富汗人可以从中受益”。②数据显示，如果考虑通胀因素，2020年阿富汗的人均GDP仍位居全球倒数第八。③
上述因素都决定了阿富汗经济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在阿塔进入喀布尔后更加严重。目前，阿富汗大约9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美国、德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都停止了对阿富汗的援助。阿富汗面临物资匮乏、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诸多挑战，一些地方出现了针对经济形势恶化的示威游行。联合国世界粮食署预计，阿富汗有1400万人（约1/3）面临饥饿挑战，《金融时报》称“阿富汗可能滑向金融崩溃和广泛的饥饿”。④
显然，短期看阿塔需要积极寻求国际上的发展援助，避免阿富汗经济崩盘，避免战乱、粮荒、疫情等相互叠加引起人道主义危机；长期看阿塔需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参与阿和平重建，幷挖潜本国经济内生动力。不过，这都取决于阿塔能否取得必要的国际援助。
（三）推动“去极端化”的自身转型，实现温和的内外政策。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塔在军阀混战中最终胜出，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众对军阀混战的厌倦、对稳定秩序的渴望。但阿塔上台后的高压统治和严刑峻法，包括对女权的忽视、对少数民族和其他宗教信仰者的残暴打压等，使其在阿国内以及国际社会都饱受诟病。此外，阿塔还与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关系密切幷为其提供庇护。凡此种种，都使得当时的阿塔政权缺乏国际承认，幷在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中迅速溃败。
此次阿塔重返喀布尔，实现自身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一来祇有彻底切割跟国际恐怖主义的关系、推行温和的宗教政策，阿塔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才能获得阿富汗和平重建所需的外国援助；二来阿富汗社会过去20年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半数人口是在此期间出生的“可口可乐一代”，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大幅提高，这些都是阿塔必须尊重的社情民情；三来阿富汗和平重建需要安定的国内环境，而“恐怖主义集散地”的情况显然会吓跑国际投资。
目前，阿塔在女权、教育、艺术等领域释放出了诸多温和信号，也承诺不会对前政府官员报复，幷积极回应了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反恐关切。但这些改变到底是脚跟未稳的权宜之计，还是立足长期执政的根本转型，各方还有很大疑虑。阿塔建立伊斯兰酋长国、推行“教法治国”的意识形态逻辑幷未改变，加之与“基地”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在长期战斗中形成的友谊、内部联姻形成的纽带，以及阿塔内部强硬派的牵制，使阿塔很难与各类恐怖组织彻底切割。此外，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试图以更激进、更残暴的做法，来吸引阿塔内部强硬派的加入，也使得阿塔必须维持意识形态上的强硬、维系内部团结。正如朱永彪教授指出的，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是其国内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如果修正得太厉害，会影响到生存和统治。”
二、地缘棋子与地缘政治涟漪
20年前的“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使反恐战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极大改变了美国全球战略的既定轨道，也极大改变了中亚、南亚的地缘政治环境。今天，阿富汗局势再次发生根本性变化，标志着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和国际反恐战争进入新阶段，引发主要地缘力量在该地区的重新布局和博弈。
（一）美国战略信誉受损，盟友体系和伙伴国网络进一步松动。
特朗普时期过度强调“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不愿承担过多国际责任，基于本国利益频频“退群”“毁约”，与盟友交往时“精心算计”，使得盟友与美国有所疏远，美国朋友圈越来越小。拜登政府上台后，突出共同的价值观，通过美国-欧盟峰会、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着力修补和重塑盟友关系。
但是，此次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既没有与盟友进行充分协商，也没有考虑到盟友在难民、恐怖主义、女性权利等问题上的利益关切。以欧洲为例，2019年、2020年阿富汗都是欧盟最大的难民来源国，已经给欧盟国家造成沉重负担，而美撤军引起的新一波难民潮势必推高难民压力。欧洲盟友当初应美要求参加阿富汗反恐，现在美国却“半途而废”，使欧洲领导人认为这是对西方模式的重大创伤。英法德等国政治领导人和战略界认为，阿富汗乱局是“西方世界的耻辱”，“北约近20年来最大的军事失败”。再以印度为例，印度是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伙伴，但美国却幷未充分顾及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安全关切。出于地缘政治和反恐的原因，印度一直反对特朗普政府与阿塔和谈。2020年2月特朗普出访印度期间，印度总理莫迪专门向其表示“不能任由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行事，阿富汗过去19年取得的成果不能白费”。拜登政府今年4月宣布加速撤军之后，阿塔在战场上攻势如潮，印度则表示“不要过早地认为阿塔肯定掌权”，足见其对阿塔夺权的担忧。
欧洲和印度的反对声幷没有影响美国决定，美国依然按照本国战略部署完成撤军，也使盟友及伙伴认清“美国优先”幷非特朗普现象，而是美国对外战略的基因。因此，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我行我素、美国扶持的加尼政府的一击即溃，都使得其国际领导力和国家信誉严重受挫，削弱美国的盟友体系和伙伴国网络。
（二）美国突出大国战略竞争，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博弈加剧。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想法肇始于奥巴马时期。2011年6月，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首次抛出从阿富汗撤军的提议，祇不过囿于阿富汗局势的恶化，以及当时反恐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奥巴马的撤军倡议昙花一现。特朗普上台后非常注重国家实力的“成本控制”，积极推动与阿塔的谈判，幷最终于2020年2月签署和平协议。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撤军计划。所以，结束阿富汗战争是美国近几届政府的一贯政策，祇不过在当前地缘政治回潮的背景下，美国的政策调整意味着在其战略排序中，大国战略竞争将优先于国际反恐合作，这将对中美、中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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