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巴罗发表《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对李嘉图的推断作了严密的论证，于是学界将李嘉图的推论与巴罗的论证并称为“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不过我在这里介绍上面的定理，目的并不是讨论加税与发债的关系，而是要借助该定理，推出另一个我认为重要的结论。
从经济学角度讲，发债可增加政府投资；减税可增加企业投资。根据“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政府今天的债等于企业明天的税。言下之意，是说发债会挤占企业投资。这样就引出一个问题：政府应该发债还是应该减税？我的观点，应该减税。理由简单，因为企业对市场信号比政府更敏感。若由市场主导调结构，扩政府投资显然不如扩企业投资，而要扩企业投资，就得减税。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政府安排预算赤字，仅比2018年提高0.2%，而减税降费近2万亿；2020年为2.5万亿；2021年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不仅提高了小微企业增值税起征点，而且规定应税所得额不足100万的部分，在现有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这些举措，不正好佐证“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手段是减税么？
“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减税，却又不同于供给学派的减税。供给学派主张的是全面减税，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结构性减税。全面减税不仅不能解决结构矛盾，而且最佳税率也难以确定。
文章指出，事实上，中国的减税也确实不同于供给学派的减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务院就提出实施“结构性减税”。2019年以来，中国结构性减税特征进一步凸现：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6%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0%降至9%；生活性服务业保持6%的税率不变。对同一行业，减税是普惠性的；而对不同行业来说，减税却是结构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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